1.聂大跃后悔了。后悔自己不该收购“岳洲稀土”

聂大跃后悔了。后悔自己不该收购“岳洲稀土”。他甚至对自己的综合素质产生了怀疑。怀疑凭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对资本的驾御能力只能从事产品经营，根本就不适合介入资本运做。他想起了家乡岳洲的一句土话——没有那么大的头，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他现在的情况比这还糟糕。没那么大的头戴那么大的帽子最多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他现在处境比活受罪要严峻百倍。由于大举透资，他所面临的直接压力就是被证券公司强行平仓，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就立刻破产。对于一个白手起家逐步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老板来说，有什么情况比企业面临破产更糟糕呢？
聂大跃恐惧了。是那种心里突然一下子被彻底掏空了一样的恐惧。这种恐惧三十年前他曾经历过一次，现在又再现了。
三十年前，聂大跃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和同学一起去二十里之外的矿上玩。玩着玩着，他们对矿上的水塔产生了兴趣。于是，几个同学打赌，看谁能爬到水塔顶上。最后，聂大跃爬上去了。站在高高的水塔顶上，接受同学们的欢呼与祝贺，十里矿区一览无遗，还能远远了望岳洲县城，那份感受，是站在地面上的同学无论如何都体味不到的。但是，当他享受完这一切之后，却发现自己下不来了。
水塔呈圆形。下面略粗，上面略细，但是，在接近塔顶的时候，塔体又突然粗了一圈。聂大跃他们刚刚学完虹吸现象，知道粗出的部分是水塔的蓄水池。而无论是下面的踏身还是上面的蓄水池，外面都有梯子，是那种镶嵌在塔身上的钢筋梯子，所以，爬上去并非不可能。第一节梯子离地面很高，超出他们能够着的高度，可只要搭个人梯就能上去，而只要够着第一节梯子，就可以一直爬到接近塔顶了，但是，在接近塔顶的时候，由于头顶上蓄水池比脚下的塔身突然粗了许多，麻烦了。其他同学就是爬到这里被挡了下来。聂大跃在这里也被阻挡了一下，也差点退了下来。他当时停顿了一下，仔细观察和思考了一下，尝试着再攀上一节梯子，使双手收到了胸前，然后，用左手紧紧地抓住胸前的梯子，腾出右手往上伸，抓住上面蓄水池外面的第一节梯子，抓紧，抓牢，用力往里收，再松开下面的左手，抓住右手握住的那节梯子。当他两只手同时抓住蓄水池外面那节梯子的时候，他的整个身子是向外仰的。这时候，双脚已经不受力，和没有踩着梯子的感觉差不多。当时，聂大跃紧张了一下，不过，他挺过来了。聂大跃有手劲，几乎完全凭着双臂的力量又往上攀了两节，终于让双脚站在了蓄水池的梯子上，登上了塔顶，这才有了接受欢呼和登高望远。可是，当他下来的时候，这招不灵了。主要是他的脚没办法在下面的梯子上踩踏实。而如果他不能在下面的梯子上踩踏实，他就不能松开上面的手，否则，肯定是一个仰面倒栽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聂大跃浑身肌肉高度紧张，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试探了几次，没成功，而且，腿肚子打抖，根本使不上劲。下面的同学也早已停止了欢呼，吓得连声也不敢出了。那一刻，聂大跃恐惧了，极度的恐惧，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他强迫自己排除杂念，克服恐惧，咬着牙，重新爬上塔顶，但这一次感觉比刚才上来的那次艰难多了，仿佛每一节都有生命的危险。好不容易重新爬上去，一屁股坐上面，号啕大哭。
三十年之前，小小年纪的聂大跃就亲身体味到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并且深刻理解了什么叫高处不胜寒，按说教训深刻，他再也不会犯类似错误了，没想到三十年之后，同样的错误换一种方式又重演了一遍。
三十年前，尽管一向标榜自己勇敢的聂大跃被吓哭了，尽管他在同学们面前彻底丢脸了，尽管他被工人师傅臭骂了一顿，尽管矿上扬言要把他们扣下让学校来领人，尽管矿上的工人威胁说他们行为将被写进个人档案，影响他们终生，但是最终，他还是被矿上的工人安全地救了下来，而今天，还有人能站出来救他吗？还有谁能救得了他吗？
今天这种局面是聂大跃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当下市场的热点是资产重组，而“岳洲稀土”是典型的重组概念股，这些天一直涨得很好，几乎天天涨停板，偶尔几次受大盘回调影响，加上重组消息毕竟没有最终落实，“岳洲稀土”也出现过回调，但每次回调都是新资金抢筹的好时机，所以每次都能重新收复失地，第二天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继续飙升，像这样连续三天天天跌停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特别是这种情况发生在重组合同正式签定，第一笔资金已经到位的情况下，更令聂大跃百思不得其解。
聂大跃现在有些后悔大举透资了，因为如果没有大举透资，那么不仅每天的资金损失少一半，而且也不会担心被别人强行平仓。
他妈的！
聂大跃心里骂了一句。不知道是骂证券公司，还是骂市场，或者干脆就是骂他自己，但毕竟已经骂了，尽管只是在心里骂，并没有骂出口，却也立刻感觉舒服许多。他没想到在心里暗暗地骂脏话也能让人出气，难怪那么多人戒不掉国骂呢，敢情国骂还有这功能。
出气之后，聂大跃心情就平和许多，就对自己的行为甚至券商的行为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
是啊，聂大跃想，我不透资行吗？不透资，第一我没有足够的资金控盘，“岳洲稀土”是升是跌是升多少还是跌多少，完全不受我的控制，那不更加乱套？第二，如果不透资，我能在二级市场上获利这么丰厚吗？而如果不靠二级市场获利丰厚，我哪里能有那么多的资金填补“岳洲稀土”这么大的窟窿？如果再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灰色开销，考虑到正式接手“岳洲稀土”后的技术改造和激活经营资金，那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透资是必须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透资，凭他一个并不出名的民营企业要收购“岳洲稀土”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尽管现在面临严峻，但当初的透资并没有错。
那么，证券公司是不是就错了呢？
聂大跃采用换位的方式重新思考了一下，感觉证券公司也没有错。证券公司之所以要给客户透资，无非是满足客户贪婪的需要。当然，他们自己也得利益。一方面，透资越多，客户的成交量就越大，证券公司的交易费收入就越高。另一方面，透资是需要支付利息的，而证券公司透资给客户的利息，肯定高于证券公司支付客户保证金的利息，如此，除了增大交易费之外，证券公司在利息这块也能吃一点差价。但是，凭心而论，透资是有风险的。客户赚了钱还好说，反正帐户掌握在证券公司手里，不管客户情愿不情愿，证券公司都能及时收回自己的本金和利息，但是，股票投资是高风险投资，谁能保证透资的客户只赚不赔？而一旦客户亏损，，不但把客户自己的资金亏进去了，而且连证券公司透资给客户的资金也亏进去了，帐上钱不够偿还证券公司透资的本金和利息了，他们掌握客户一个空帐户有什么用？如果那样，那么多少证券公司都破产了，谁还开证券公司？哪个证券公司还敢透资给客户？所以，当初在进行透资的时候，就有明确协议，一旦客户发生亏损，亏损到一定程度，剩余资金可能不足以偿还证券公司透资的本金加利息的时候，证券公司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有权强行平仓。
这些情况聂大跃当然是知道的。当初他在要求透资的时候，证券公司把这些道理都是讲得非常清楚，而且透资协议也是白纸黑字这么写的，所以，聂大跃当然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明白是一回事，心疼是另外一回事，当这种情况真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聂大跃还是一百个不情愿，一万个不甘心。关键是，他实在想不通，既然自己已经公布了重大利好消息，为什么“岳洲稀土”不涨反而跌？为什么一开盘就在跌停板的位置上挂了足够量的卖单，封得死死的。这时候即便真有人见义勇为，敢顶风买进，成交的也是前面的挂单，轮不到他聂大跃出货。这样，聂大跃手中的“岳洲稀土”就一股也抛售不掉，而如果抛售不掉，他就没有两千万现金支付岳洲市国资办，那么，按照收购协议，就是他的岳鹏实业违约，岳洲市国资办就可以按协议规定宣布收购失败，一千万首期资金罚没，还要承担其他的相关责任，其后果丝毫不亚于当年在水塔上脚下并没有站稳而上面双手松开。
聂大跃再次感到了恐惧。是那种比三十年前在水塔上下不来更可怕的恐惧。
是谁有这么大的筹码能够在跌停板的位置上挂这么大的买单呢？聂大跃想。又有谁能知道我急需要在二级市场上抛售股票获取现金来支付岳洲国资办呢？这两个疑问一叠加，就只能一个人可以做到。
聂大跃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他感觉眼下发生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市场行为，而明显带有故意置他于死地的阴谋。
聂大跃感到脊背上有一条凉飕飕的冷汗，像蛇一样沿着他的脊背慢慢爬行。他一个激灵，脱口就出：“石峰呢？石峰在哪里？！”
这个声音是聂大跃下意识喊出来的，并不代表他真要询问别人。但他旁边恰好有人，所以就得到了回答。
“我也找不到他。两天没有开机了。”
答话的是聂小雨。聂小雨是聂大跃的妹妹，也是秦石峰的女朋友，所以，她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
这里是二十一世纪的深圳，男女之间只要能够说是“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他们之间的实际关系你怎么想象也不算过分。不仅如此，他们俩的关系还是前两天当众宣布的，宣布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场，甚至包括他们家乡岳洲市的父母官杜治洪市长。但是，宣布完了之后秦石峰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此时聂小雨的心里面未必比哥哥聂大跃好受。
“长青呢？”聂大跃又问。这次是有意识问的，问得比刚才急，甚至有点紧张。
“也找不到。”聂小雨说。
“找万冬梅，”聂大跃说，“快！找万冬梅。她一定知道魏长青在哪里。”
“找了，”聂小雨说，“她比你还急呢。”
万冬梅是魏长青的老婆，正宗的结发夫妻，一贯老大老实的丈夫突然失踪两天，万冬梅当然比谁都急。
“怎么，她也找不到长青？”聂大跃问。
聂小雨点点头，算是回答。
“那就是有人暗算我们了，”聂大跃说，“要不然不会这么巧。是不是他们俩被绑架了？”
聂小雨没有说话，这时候她站在窗户边，眼睛看着窗外，但不是具体看哪个目标，是那种非常茫然的看，或者说是看呆，相当于发傻。
“报警，”聂大跃说，“对，报警！打119。”
“是110。”聂小雨说。
“对，打110。”聂大跃说。
聂大跃说着就要打电话。
“等一下。”聂小雨说。
“干吗？”
“我来打，”聂小雨说，“我打给万冬梅。要报警也应当由她报。”
聂大跃想想也是。自己跟魏长青和秦石峰虽然称兄道弟，但法律上并不承认这种关系，不比万冬梅，她是魏长青的老婆，她报警名正言顺，理由更充分一些，公安局也会更加慎重。
“对，找万冬梅，让她报警。”聂大跃说。
聂小雨照办了。
聂小雨感觉自己现在比哥哥聂大跃清醒。她刚才在窗户边上并不是真的发傻，而是认真地动了一番脑筋。她不让哥哥直接向公安局报警，而让魏长青的老婆万冬梅报警，其实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上，聂小雨根本就不相信会有什么人突然绑架秦石峰和魏长青，要说绑架秦石峰或许还有可能，魏长青那么老实巴交，从来都不得罪任何人，也不张扬，行为方式不像富人，倒像穷人，谁会绑架他。聂小雨甚至怀疑，在“岳洲稀土”跌停板位置上面挂大笔卖单的就是自己的男朋友秦石峰，因为只有秦石峰才有能力这样做，别人就是想做，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筹码呀。但是，让聂小雨感到纳闷的是：魏长青怎么也找不到了？难道他跟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关系？聂小雨想不通，所以她让万冬梅去报警，正好可以试一试万冬梅有没有参与这件事。只要万冬梅没有参与，事情还有救。
聂小雨相信，只要万冬梅一报警，并且告诉公安局秦石峰和魏长青的车牌号码，公安局马上就能查出他们在什么地方。聂小雨知道，秦石峰的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跑不了。深圳的警察平常看起来蛮腐败，真要是办起案子起来效率还是很高的。
只要找到秦石峰了，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但是在找到秦石峰之前，聂小雨不想对哥哥说这些。万一是误会了呢？这年头什么样的怪事都有可能发生，比如现在，外面的那些中小散户怎么知道“岳洲稀土”一会儿涨停板，一会儿又跌停板的真实内幕呢。
聂小雨现在不能跟哥哥聂大跃说这些，她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
聂大跃现在的表现确实没有妹妹聂小雨清醒，他仿佛有点心不在焉，半天不说话，一说话就突然冒出来一声，吓死人的，仿佛是一个人戴者耳机在听流行音乐，你跟他说话他听不见，你只好大声地嚷，你一嚷他听见了，会突然摘掉耳机，大声问“你说什么？”反而把问话的人吓一跳。
聂大跃也有自己的心事。他的估计和妹妹差不多，已经感觉这件事情肯定是秦石峰搞的鬼，但是他想不通跟魏长青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两天他一直在想。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在苦思冥想，他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不能对聂小雨说。因为秦石峰是聂小珍的男朋友，而且说实话，她这个男朋友实际上还是聂大跃有意撮合的，在最后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他不想把自己不成熟的猜测和判断随意对妹妹说。一方面不想因为自己可能是错误的判断而影响妹妹的个人感情，另一方面他也担心万一不是这么回事，自己现在说多了，将来妹妹跟秦石峰一结婚，小两口在一起一高兴，把这段故事说出来就不好了，所以，聂大跃只能把所有的问题一个人承担，憋在心里，自己苦思冥想。
对于聂大跃来说，秦石峰不仅是他的同乡好兄弟，而且是他未来的妹夫，更是他生意上的伙伴。包括收购“岳洲稀土”这件事情，始作俑者正是秦石峰。这让聂大跃不能不多多思考，但是时间又不允许他有太多的思考，所以，聂大跃现在就表现为心神不定和心不在焉。
“不行。”聂小雨突然说“走。我们在这里傻等没有用。我们陪万冬梅一起去报警。”
“不是打电话了吗？”聂大跃说。
“那我们也要跟万冬梅在一起。”聂小雨说。
“好吧。”聂大跃说。
聂大跃现在仿佛已经没有主意了，或者说是主意太多了，反而拿不定主意到底拿哪一个主意，干脆听妹妹聂小雨的。于是，他们俩一面用手机与万冬梅联系，一面驾车去跟万冬梅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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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讨巧”也是岳洲土话，“占了便宜”的意思

岳洲是个小地方。以前叫岳洲县，前两年改成“岳洲市”，虽然是县级市，地界也是一寸没长，但是听起来大了许多。
岳洲小是小，但她挨着京广线，这就让岳洲人沾了不少光。比如来深圳，从岳洲来深圳就特别方便。事实上，从岳洲上火车后，几乎刚一启动就进入了广东，既然进入广东了，那么离深圳就不远了。因此，岳洲虽然不大，但是来深圳的人不少。聂大跃、秦石峰和魏长青他们就是从岳洲来深圳的。
虽然都来自岳洲，但以前在岳洲他们并不认识。岳洲虽然不大，但也有城有镇有乡有村。大城市该有的她一样不缺，一件不少。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关系，就像漂亮的女人与丑女人的关系，外表给人的感觉相差甚大，其实身上的东西和功能没有多少差别。丑女人照样生孩子，说不定生的小孩比漂亮的女人生的孩子更健康。
聂大跃家住城关镇，也就是住县城。岳洲这一点倒是跟大城市的叫法不一样。大城市的市区往往分为几个区，小县城没有区，小县城把区改为镇，好比美女身上的乳房到了丑女身上被叫成奶子一样。岳洲县的县城就叫做城关镇。聂大跃住县城里，但是真正的老岳洲不这么叫。在深圳，碰见岳洲老乡，问：岳洲哪里个？聂大跃不能回答“就是岳洲县的”，如果回答“就是岳洲县的”，那就等于没有回答，好比人家问你是哪里人，你回答是中国人遗言，是非常不礼貌的。聂大跃也不能回答“县城的”，如果回答“县城的”，就显得生分，不谦虚，不亲切，用岳洲人的说法，就是“精怪”。聂大跃不是“精怪”人，当然不能这么回答，而只能回答是“城关镇的”。这才地道，才表明你是真正的岳洲人。
聂大跃是城关镇的，秦石峰和魏长青不是。秦石峰是上河口的，聂大跃是稀土矿的。上河口在城关镇的西北方，稀土矿在城关镇的西南方，三个地方离得蛮远，所以他们在岳洲互不相识。好在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也是稀土矿的，所以聂大跃跟魏长青说起来还有一些共同的熟人。但是秦石峰不一样，秦石峰住在上河口，上河口离县城有几十里地，离稀土矿更远，并且秦石峰比聂大跃和魏长青他们要小一轮，所以无论是聂大跃还是魏长青，他们在岳洲与秦石峰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
上河口离县城不但远，而且非常偏僻，过去除了贩运毛竹木材和其他山货的人，城关镇的人一般很少去上河口。
岳洲人说去上河口也不叫“到上河口去”，而是叫“上去”。在岳洲，“上河口”是官方语言，真正的岳洲人不这么叫。他们叫上河口为“高头”。至于为什么叫“高头”，已经无法考证，反正岳洲人一直都是这么叫。现在我们只能推断，大约是上河口那个地方的地势比岳洲县城海拔高的缘故吧。
上河口的海拔确实比县城高。从县城到上河口，现在有汽车，但是过去没有，过去上河口的人要是来县城，乘一叶竹筏，顺流而下，两个时辰就到了。但是回去的时候比较麻烦，必须请纤夫拉纤。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歌曲《纤夫的爱》，所以，拉纤过程并不如歌曲里面描写的那般轻松与浪漫。现实中的纤夫是非常辛苦的，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不能穿鞋，必须光着脚，光脚才能踩稳，不打滑。事实上，那时候小溪的两边根本就没有正经的“路”，纤夫在拉纤的时候，必须一会儿在岸上走，一会儿又到水里面走，一会儿从东岸走，一会儿从西岸走。当纤夫从东岸跨到西岸或是从西岸跨到东岸，或者遇上一段两边都是峭壁，没路可走，而必须直接在小溪中趟水前进时，穿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夏天还好一些，大冬天光着脚走在河水里的滋味好受吗？还有心事想着妹妹坐船头吗？
聂大跃在城关镇住了那么多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高头”的人下来，“高头”的人要想对外发生联系就必须下来。但是聂大跃自己却一次也没有“上去”过。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倒是“上去”过的。据胡娅沁自己说，那也是她很小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他们家刚从长沙矿冶研究所搬到稀土矿来，有一年暑假，她姑妈带着表妹从长沙来岳洲稀土矿看望他们，父亲觉得岳洲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招待姑妈的，就带着全家去上河口一次，玩玩，也顺便买一些土特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旅游”一番。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这么说，而只是说“玩玩”。许多年之后，当胡娅沁对聂大跃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也并没有显得很开心，更没有什么浪漫。聂大跃问为什么，胡娅沁说她觉得那些拉纤的人怪可怜的。光着个脚，打着赤膊，裤腿都圈到了大腿根，头顶着烈日，勾了腰，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胡娅沁说，她当时坐在竹筏上面非常不安心，觉得自己像电影里面旧社会的坏蛋，在欺压穷苦人，心里不是个滋味。
随着经济的发展，胡娅沁当年描述的那种情况已经消失很多年了，但是聂大跃最近一次回岳洲，却发现这种景象又恢复了。不过如今人们乘竹筏“上去”的目的与当年完全不是一回事。当年的竹筏是交通工具，人们乘竹筏“上去”是为了赶路。今天的竹筏是旅游工具，人们乘坐竹筏纯粹是为了开心。聂大跃由此就想到了电视大学课程里学到的黑格尔的那个关于否定之否定的理论，理解了历史的重复总是呈螺旋上升式的。
现在交通发达了。如今的岳洲人要想买“高头”的土特产，再也不用像当年胡娅沁父亲那样“上去”了。不用出城关镇，就在岳洲火车站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市场里不仅有上河口的土特产，还有一些岳洲其他乡镇甚至来自全国的各种各样的土特产。有真土特产，也有假的土特产。上河口的土特产主要与毛竹有关，包括各种竹器、竹笋和用毛竹做成的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尽管每个店铺门口都挂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上河口特产”。但这个招牌是专门挂给外地人看的，如果是本地人，或者是由本地人陪着外来的客人逛农贸市场，那个本地人肯定用地道的岳洲土语问：“哪里货？”店主要是回答“高头的”，本地人还要加上一句“个是真个？”店主就会说：“你是么人？我批别个依不敢批你。”这里的“批”就是“骗”的意思。可见，上河口的竹器是有名的。
上河口不但竹器有名，上河口中学的教学质量也有名。那个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大约是青山绿水远离尘世的缘故，人也清心寡欲，自古就有注重教育的民风。相传，当年吴子婿过韶关，最后得到高人的指点，这个高人就是岳洲上河口人。当然，这只是传说，没有人去认真考证。但是自打恢复高考以来，上河口中学的升学率每年都保持较高的水平，以至于后来有些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父母，专门托关系把子女从县城送到“高头”读中学，却是不争的事实。
秦石峰就是上河口人，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直接就在上河口读的小学，读的初中，读的高中，并且果然从上河口中学考上了大学。
秦石峰上的是湖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据说高考的时候分数很高，说考上清华北大可能有点玄，但是考上同济复旦问题是不会太大的，然而作为小地方人，填写志愿的时候他没有敢填得那么高，想着只要能上湖大就很不错了，于是就真的上了岳麓山下的土木工程系。
湖大的土木工程系确实不错。在秦石峰看起来，既然是重点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将来肯定就是工程师。在秦石峰和他的父母甚至是他的老师们的眼睛里，“工程师”是非常神圣的三个字，当他们家住茅草屋的时候，电影里面的工程师已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小气车，进门木地板，过的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比他们镇长家强多了。然而等到1993年秦石峰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发现工程师遍地都是，而且就是他们系里面这些工程师的老师们，上班下班也只是骑个破自行车，没有一个是坐小车的。住的也是筒子楼，公共走廊被分割成一段一段的小厨房，平常走路都很困难，到中午烧饭的时候，更是水泄不通，热闹非凡。厕所当然也是公用的，并不比上河口的农家茅房卫生，以至于不少教师都提前上班，以便赶在上课之前占用学生卫生间。既然老师都不过如此，那么怎敢指望他们的学生过天堂般的生活呢？于是，大学毕业前，秦石峰先是在心里把编剧、导演、演员统统臭骂一顿，然后认真思考，反复的调研，最后决定不当什么工程师了，而应当改行搞金融，直接与金钱打交道。不是一切向前看吗？秦石峰想，说是“向前看”，老百姓就是“向钱看”。既然向钱看，不如直接学金融。秦石峰是工科学士，知道任何一次的能量转换多少都要做些无用功，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所以，做什么都不如直接做金钱的生意效率高。
秦石峰的转行很简单，考研究生。秦石峰本以为跨专业考研究生很难，准备拿出当年参加高考的劲头出来，从头学习，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是，一深入之后才发现，在总共五门课程当中，三门基础课英语、政治、高等数学是完全不用重新学习的，另一门专业基础课可以从三个学科当中选一门，秦石峰的大学课程包括三十多门课，哪一门都不比金融专业的课程简单，从中凑合一门专业基础课并不困难，所以，真正需要重新学习的其实就是一门专业课，而专业课联系实际，秦石峰既然早已经打算将来转行搞金融，平常看书读报自然非常注意这方面的新闻我知识背景，所以，关于金融方面的最新知识了解得并不比本专业的学生少，学习起来也并不吃力。
在毕业论文的阶段，秦石峰将主要精力放到考研上，结果就果然考上了，而且考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班。虽然内行的人知道这个“班”字大有讲究，但是只要最后顺利地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和硕士学位研究生并没有本质区别。好比他在湖大上学的时候，班上也有走读生，但只要走读生最后能通过毕业答辩，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与他们这些非走读生是看不出任何区别的。这就很讨巧，如果秦石峰不是报考研究生班，而是直接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那么按照他的考研分数，可能就进不了人大。秦石峰认为，同样是硕士，人大的金融硕士比普通大学的还是要金贵一些，起码校友资源要丰厚一些。所以，秦石峰上人大的研究生班就本他们班走读生上湖大那批同学一样讨巧了。
“讨巧”也是岳洲土话，“占了便宜”的意思。岳洲人都知道，上河口的人是最会讨巧的。
1996年，取得国际金融硕士学位的秦石峰自己联系了总部设在深圳的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刚开始在研究发展部搞研究工作，后来，秦石峰不满足仅仅为别人的决策提供研究参考，他希望自己能参与决策，于是就跳槽到了另一家新成立的证券公司。新公司见秦石峰是人大的金融硕士，根本没有想起来问他当年上的是研究生班还是硕士研究生，又看他有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实际工作经验，于是就满足了秦石峰的愿望，录用公司资产管理部。
秦石峰发现，跳槽有时候是实现自己跨越性发展的最佳途径。如果不跳槽，而是在原来那个证券公司从研发部调到资产管理部，虽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肯定是困难重重，不如跳槽来得快。如此，为了取得更大的决策权，秦石峰后来又一次跳槽，当聂大跃和魏长青认识他的时候，秦石峰已经是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部的总经理了。
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在外行人听起来就是证券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但是内行的人知道，证券公司所谓的资产管理部，事实上就是管理证券公司内部的自营盘的，说白了，就是坐庄的。作为一个综合类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手上掌握的资金通常都是以亿作为单位的，股市上自然呼风唤雨，一个字：牛！所以，聂大跃、秦石峰、魏长青三人在一起，虽然聂大跃和魏长青都是老板，而秦石峰只是一个高级白领，并且他的年龄最小，来深圳的时间也最晚，但秦石峰在深圳的影响力并不亚于他的两位同乡老大哥。聂小雨刚才怀疑在“岳洲稀土”上做手脚的人与秦石峰有关，也并非空穴来风。古话讲知夫莫过妻，聂小雨与秦石峰现在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夫妻，但是如今的男女朋友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程度并不比旧时的正式夫妻浅，所以，这句话现在用在聂小雨与秦石峰之间也适用。

将此帖移至藏书阁，希望楼主不要介意，并继续续发内容，谢谢

3.习惯成自然，想不套反而不习惯了
聂大跃、秦石峰、魏长青三个同乡能走到一起并且成为兄弟般的好朋友，还得益于杜治洪。
杜治洪本不是岳洲人，他是在岳洲县改市之后才到岳洲的。到岳洲担任市长。
杜治洪甚至不是湖南人。杜治洪跟聂大跃年龄差不多，也是从农村打了一个晃晃又回到城里的。但是杜治洪的回城跟聂大跃不一样，杜治洪回城比他早，而且比他光荣。杜治洪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直接从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考上大学的。那时候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大学培养的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精英，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精英，所以，那时候考上大学比现在光荣。至于像杜治洪他们这样文革之后第一批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更是光荣无比，被称为时代轿子。想也是，整整十年没有统一高考了，突然恢复高考，十年的人才往一条比现在更加狭窄的独木桥上挤，能顺利通过的，确实不能与今天的大学生相提并论。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节目，请当年他们中的那一批佼佼者谈当初的感受，其中的一个说：感觉很光荣，在当时，感觉跟今天航天英雄杨利伟一样光荣。
当年那批考上大学的是不是真的能和今天的航天英雄相提并论不敢说，但光荣是肯定的，对于杜治洪来说，光荣不仅体现在他自己身上，还体现在他父亲身上。用杜治洪自己的话说，这辈子他感到最对得起老父亲的，就是那一年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杜治洪是湖北洪湖人，上的是武汉大学中文专业。有人说武汉大学中文系是专门培养官员的，并说湖北省委省和武汉市委市差不多有一半的官员是武大毕业的，这一点不管别人信不信，但是杜治洪的父亲相信。父亲杜钧儒是洪湖市的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干部，大约正是“小”的缘故，所以杜钧儒最能体会到做官的重要。杜治洪上中学的那一年，正赶上批判孔老二的“读书做官论”。父亲在单位批判，杜治洪在学校批判。七批判八批判，有一天父子二人就批判到一起来了。父亲说：“什么读书做官论，不想做官读书做什么？做官的人不读书怎么行？”说者或许无意，但是听者肯定有心，当时这话在杜治洪听起来，完全就是反动话，为此还担惊受怕好长一段时间，但毕竟还是听到心里去了。那时候，仿佛越是“反动话”越是容易听到心里去。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杜治洪踌躇满志，受着省城武汉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准备报考中国科技大学高能物理专业，父亲说：“那个姓徐的让别人搞技术，他自己学文当官，你上他的当？”杜治洪一打听，写那个报告文学的徐迟果然是官，好像还是什么**，快赶上毛**了，于是觉得还是父亲说得对，赶快悬崖勒马，改报文科，就报武汉大学中文系，将来毕业之后就回到洪湖做官，专门管一管那些多年来压在自己父亲头上的这些狗官！这么想着，杜治洪的学习就异常的刻苦，在大学里连续三年获得三好学生称号。反正当时所谓的“三好”已经蜕变成了“一好”，就是看学习成绩好不好。杜治洪的学习成绩好，每门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所以每年都是三好学生。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要连续四年获得三好学生，就可以免试读研究生。谁知等到最后一年，各个大学突然取消毕业班的三好学生评选，武汉大学自然不能例外。杜治洪和一批已经连续三年获得三好学生称号的同学义愤填膺，质问学校这不是骗人吗？！准备闹事。学校为了平息事态，马上做出补救：授予杜治洪他们优秀毕业生证书，并且鼓励入党。杜治洪们仍然不服，觉得任何单位都可以说话不算话，但作为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学府不能说话不算话，所以，还打算继续闹。这时候，恰好父亲杜钧儒来武汉公干，顺便看望儿子，获知这一情况之后，说：这说不定是好事。
“好事？”杜治洪不解。
“优秀毕业生证书和党员身份对将来进步更有利。”杜钧儒指点迷津。
杜治洪明白，父亲说的所谓“进步”就是升官。
父亲还告诉杜治洪：学历太高了对进步不利，将来只能做研究或者是大学老师，没出息，不如当领导。
正像大学四年级突然取消三好学生评比一样，杜治洪他们这代人经历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等到一九八二年他们毕业时，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竟然没有分配到洪湖的指标。这对其他同学或许是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分配到省直单位，比如省直机关或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但是这个消息对杜治洪并不好，因为他的目的是做官，最好是回到洪湖做官。所以，杜治洪宁可回到洪湖，而不是留在省城。这时候，系里找杜治洪谈话，说有两个外地指标，很多同学不愿意去，你是预备党员，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杜治洪问：外地是哪里？杜治洪生怕系主任说是新疆西藏，如果那样，他就真不知道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了。主任回答：湖南省委。虚惊一场，杜治洪的心情好多了，仿佛赚了便宜。带着这种好心情，杜治洪说：我考虑三天。
这三天里，杜治洪从武汉跑回洪湖跟老父亲商量。父亲在单位虽然是小官，但是在他们家却是“一把手”，这么大的事，没有“一把手”的认可是能擅自做主的。父亲说：“只要能进步，哪里都一样。如果去湖南，可以进省委，而如果留武汉，则不一定能进湖北省委。去。但是要学校把鉴定写得好一点。”
杜治洪把父亲的意见用自己的语言跟系主任一说，主任满口答应，恨不能说“鉴定你自己写，我们负责盖章就是”。其实主任真要是这么说倒反而是实事求是了，别看大学里面平常吝啬的很，到了毕业鉴定的时候特别大方，反正是不花钱的礼物，送的再多也不心疼。
杜治洪就是这样从湖北来到湖南，直接进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虽然学校的鉴定确实无可挑剔，虽然是优秀毕业生，虽然是预备党员，起点可谓不低，但是不知道是官运不佳还是上头无人，熬了十几年，熬到老父亲都光荣退休了，熬到杜治洪都四十岁了，眼看着一批批三十几岁的后生都后来者居上了，他还是在处级的位置上徘徊。前两年岳洲县搞县改市，方案恰好是杜治洪做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坚决要求下去任职。刚开始组织部并没有考虑他，因为地委几个头头早就有所考虑，说实话，各级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省委并不打算为一个小小的县级市的人选问题跟地委去争，但是杜治洪在省委大院毕竟泡了将近二十年了，方方面面的盘根错节多少也有一点，最后通过他自己的关系对地委放风：他只当市长，不当书记。作为一级政权机构，班子架构跟企业不一样，企业的行政领导是一把手，书记是二把手甚至是三把手，但是地方政权书记是一把手，行政领导是二把手。杜治洪主动提出只当市长不当书记，等于是甘当二把手而放弃一把手，也算是做出一点让步吧，所以，最后好歹得到了这个位置。
大约是等待的时间实在太久的缘故，杜治洪上任之后就立志要大干一场，直接目标就是争取早日将县级市中的这个“县”字拿掉。
杜市长很坦诚，在班子的见面会上将这个意思委婉地表露了，表露的非常诚恳，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赞许。书记说：你是外地人，没有那么多顾虑，大胆地干，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担着。杜治洪握住书记的手，一句话没有说，只是将自己的左手又叠加在书记的右手上，一切尽在不言中。
杜治洪当上市长后，父亲杜钧儒并没有声张，表现出只有在机关磨了几十年才能练就的宠辱不惊的大家风范。要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添置了一个手机，可如今下岗职工都配手机了，他一个退休干部又是市长的父亲，配一个手机也说不上是根本变化。但手机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杜钧儒配上手机后，心情仿佛顿时开朗了许多，本来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老干部活动中心，因为一去那里，感觉谁的级别都比他高，而如今他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这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几乎每天下午都就去那里溜达溜达。更为难得的是，杜钧儒居然偶尔也跟那些过去级别比自己高的老领导下下棋。反正大家都退休了，平起平坐了，在一起下下棋倒也无妨。下着下着，杜钧儒时不时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喂，找杜市长，我呀，我是他老子。”于是，对方诚惶诚恐地转到杜治洪那里。杜钧儒对着手机发脾气：“别以为当了市长就上天了，老子没烟抽了，赶紧差人给老子送两条回来。”于是，整个洪湖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杜钧儒的儿子在外面干大事了。当杜钧儒再次来到活动中心的时候，无论以前职务比他高的还是职务比他低的，或者是跟他平级的，都热情主动地上来打招呼套近乎。其实这些人也根本不会有什么事情会求到杜钧儒远在湖南岳洲的儿子那里，但是与领导或领导的亲属套近乎已经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想不套反而不习惯了。

4.时代变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杜治洪正式上任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排查。像公安机关追捕命案在身的嫌疑犯一样的仔细排查。父子两代在官场上的经验告诉杜治洪，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关系，做官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杜治洪是政策研究室出身的，于是他当上市长之后给岳洲市政策研究室下达一个硬性任务：排查整个岳洲市在外面做官做老板做学问的大人物。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政策研究室主任姓郑，叫郑天泽。其实是个副主任，但正主任缺位，由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杜治洪的硬性任务直接下在郑天泽头上。郑天泽虽然主持政策研究室的全面工作，加上姓郑，无论是用起来还是听起来与正主任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他一直想为自己摘帽子，想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副”字摘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正主任。本来郑天泽离这个希望已经非常接近了，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个市改县，水涨船高，扶正的希望更加渺茫了。毕竟，他自己心里清楚，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市委和市本很少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机会，所以政策研究室也就自然成了摆设，这些年政策研究室研究的主要政策都是围绕改革的，但他们自己知道，对机关来说，所谓的改革可以归纳成两个字——精简，跟企业里裁员差不多，考虑到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先做的事情往往是拿自己的惜日的同类开刀，这样不仅可以避嫌，趁机树立自身的威信，还可以防止这些人因为知道自己的底细而对自己不能足够地尊敬，岳洲市政策研究室包括郑天泽在内的几个二吊子虽然够不上与杜治洪属于同类，但在找不到正宗同类的情况下，拿他们开刀也未见不可，所以，杜治洪上任之后，郑天泽及其手下的几个闲人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该机构被砍掉，未曾想新市长不但没有把他们精简掉，反而直接给他们下达了任务，郑天泽及其部下像是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突然接到了特赦令，而且立刻获得重用一般，受宠若惊，自然不敢怠慢，任劳任怨，格外卖力。同时马上就推断出一个与前面的逻辑截然相反的逻辑：既然市长是做政策研究出身的，那么对于搞政策研究的人应该格外重视，一上任马上就直接给我们布置任务正好说明这一点，说不定我们的机会来了！带着这样的心情工作，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没用多长时间，排查结果就出来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岳洲县，居然有这么多有价值的人物。
政策研究室的排查报告还专门对这些人物进行了分类。从区域上分，岳洲市在外埠的有价值人物主要分布在深圳、长沙和北京，还有少数在国外。从行业类别上分，主要分为从政的、经商的和做学问的。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杜治洪重操旧业，亲自动手进行了案头分析研究。
研究发现，从政的主要在长沙和北京，可惜没有什么大官。根据杜治洪的经验，这些小官往往把自己的乌纱帽看的比亲娘老子都重要，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并且是属于锦上添花的事情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为着岳洲的发展而承担一些责任和风险，可能性几乎没有。杜治洪还将心比心，自己现在也算是个人物了，难道自己会为家乡洪湖市的发展去冒政治上的风险吗？所以，这些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时间紧迫，必须急用先选。先考虑经商的和做学问的。
做学问的人主要分布在长沙、北京和国外。但是在国外的主要是搞理科的，而且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大名气，并不掌握定单权，对岳洲的经济发展和由县级市改地级市转变的工作暂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倒是在北京和长沙的一些人文学科的学者，或许可以对改善岳洲市的软环境做点贡献，比如呼吁呼吁这类的事情。于是，杜治洪在一些名单上面画了圈圈，指示秘书处以他的名义给这些人写慰问信，并且要求所有的慰问信全部由他过目，经他签字之后再寄出去。
至于经商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岳洲这些年去深圳的人多达数万，尽管良莠不齐，真正事业有成的人比例也非常低，但是由于基数很大，所以如今岳洲人在深圳做老板的并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齐心协力为岳洲的发展做贡献，说不定还真能成气候。特别是有一个叫聂大跃的，据说个人资产上亿，即使在深圳也算是个人物。于是，杜治洪决定借着在深圳开招商会的机会，打算好好会会这些人，说不定还就逮着一两条大鱼。
不知道是因为排查有功的原因还是格外重视的原因，此次杜治洪去深圳，还特意带上郑天泽，并派他去打前站，配合岳洲市驻深圳办事处做做准备，市长是不能在深圳耽搁很长时间的。
招商会之前，他们先搞了一个“岳洲在深人士联宜会”。联宜会在芙蓉宾馆举行。根据杜市长要求，规模宜大不宜小，尽可能把岳洲在深圳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士全部都网罗进来。广告打出去之后，郑天泽又担心来的人太多，怕接待不了，但是杜市长明确指示：岳洲再小，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这些人都是我们岳洲的财富，”杜治洪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今天只是一个小老板或一般的白领，但是谁知道明天他们中的有些人会不会成为大老板？即便不能成为大老板，也不能否认他们对岳洲的贡献。”
杜市长讲的是实话，他已经掌握到一个最新情况：每年从深圳往岳洲的汇款已经构成岳洲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这些汇款绝大部分不是“老板”汇的。相反，还听说有老板回家乡集资的。所以，对岳洲在深圳的普通劳动者也不能忽视。
郑副主任还是担心地提醒：要是那些农民工也来怎么办？
“照接待。”杜市长说，“不过我的担心正好相反，我怕没有那么多人来。”
杜治洪这种担心同样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一年他们搞毕业十周年活动，因为各种各样理由没有到场的恰好正是那些自认为并不得志的，而本来最让他们担心因路途太远不能赶回来的，居然从太平洋彼岸飞回来，所以，根据杜治洪的实际经验，他相信不是在深圳混得很好的人是不愿意来见家乡父母官的。
市长大人果然有先见之明，等到联宜会召开的那一天，在深圳的十几万岳洲人只来了几十人。郑天泽有点失望，但是杜治洪还蛮高兴，不知道是因为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高兴还是觉得来的都是精英而高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市长蛮高兴，既然市长蛮高兴，郑副主任也就开心了。
联宜会在芙蓉宾馆中央大厅举行。本来在侧厅还准备了一些席位，由于没有来那么多的人，于是全部都集中在中央大厅，挤是挤一点，但是气氛反而更好。
市长坐在紧靠**台那边第一张桌子上。如今深圳许多酒店的大厅也效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做法，都设有一个**台，尽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上去过，但是有了这个**台仿佛大厅就上档次了。至少，能够区分出主要的席位和次要席位了。
杜治洪所在的这个“主要席位”桌子很大，总共大约能坐十几个人。市长背靠**台，面朝大家。这样，市长就能够看到整个联宜会的会场，到会的来宾也都能从各个角度看见市长热烈的脸。而紧靠市长旁边的就是聂大跃。
联宜会开始的时候，杜治洪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杜市长的讲话没有讲话稿，但是风趣幽默，生动热情，不断地被一阵阵掌声和笑声打断。
市长在讲话的时候还自然而然地将他这一桌的来宾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尽管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今天跟市长第一次见面，甚至有几个是几分钟之前刚刚认识的，但是，杜治洪在介绍的时候却像是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往往寥寥数语就能画龙点睛。于是，一个年轻、高素质、有理想、善于沟通的新市长的形象马上就在岳洲在深人士的脑海中确立起来了。
杜市长在介绍聂大跃的时候多占用了一些时间，由于来深圳之前他就仔细研究过聂大跃的资料，所以介绍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杜治洪说：“我来岳洲之前就知道‘安视’这个品牌，我知道她是深圳的品牌，但是创造这个品牌的却是我们湖南人，因此我感到非常骄傲。那一年我被省委机关评为标兵，省工委要奖励我，让我自己选一个奖品。我问工委书记：有没有价格限制？他说没有。我说那我就选‘安视’牌VCD。书记问为什么？我说这个品牌是我们湖南人创造的。书记问是不是？我说是。书记这时候走过去把门关上，小声对我说：那我奖励你两台，但是你必须给我一台做回扣。”
全场哄堂大笑。
等大家都笑够了，杜治洪接着说：“来到岳洲市担任市长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创造‘安视’品牌的湖南人就是我们岳洲人！”
杜治洪的讲话再次被打断，但是这一次不是被笑声打断，而是被掌声打断。
这时候，杜治洪才正式向大家介绍聂大跃。说：“现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为我们创造‘安视’品牌的岳洲城关镇人、深圳岳鹏实业公司的董事长聂大跃先生！”
聂大跃站起来向大家鞠躬致谢。
杜市长在介绍到秦石峰的时候，相对要简单一些。事实上，在预先的安排中，这一桌并没有秦石峰，秦石峰是自己坐到这一桌上面来的。本来办事人员或许想着秦石峰不是什么老板，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最多算白领，再不然就是“金领”，但不管是什么“领”，也算不上是老板。按照工作人员事先内定的标准，只有真正的老板才有资格坐在这个桌子上。但是秦石峰不管这一套。秦石峰对自己在深圳的影响力，特别是股市上面的影响力还是有自信的。不要说是小小的岳洲，就是湖南省在这里搞什么活动，除非他不来，既然来了，挤也要挤到前面。
秦石峰这样做也不能说是他不谦虚，岳洲有一句俗话，叫“没有那么大的头不会要那么大的帽子”，事实上，真是湖南省在这里搞活动，不用秦石峰自己往前挤，或许就要把他请到前排就坐。毕竟，湖南的几个上市公司和湘财证券的那些人是非常想巴结秦石峰的。岳洲太小，小到他们可能认识不到秦石峰的价值，但是湖南省不小，省里的人识货。然而，不管他们识货还是不识货，秦石峰该坐什么位置就坐什么位置。好在这种联宜会不是正式的人大或政协会议，只要他真的往前挤，工作人员最多是提醒一下，不可能硬把他拉出来。于是，秦石峰就在这个桌子上坐下来了。
由于不在贵宾之列，所以杜治洪事先并没有掌握秦石峰的任何资料。联宜会正式开始之前，杜治洪当然是跟这一桌子上的各位来宾先交流一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秦石峰还是不失时机地跟市长互换了名片，并且简单地进行了自我介绍。杜市长记性特好，所以在轮到介绍秦石峰的时候，杜治洪并没有打结。说：秦石峰年轻有为，是股市精英，大家要是买股票可以向他咨询，我保证他免费咨询，如果他要敢收钱，你们可以直接向岳洲市投诉。
这样的介绍自然又赢得一片掌声和笑声。杜治洪认为联宜会上最需要的就是掌声与笑声。
在聂大跃和魏长青他们这一代人当中，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做人要谦虚，不要抢风头，说话做事要留有余地。但是秦石峰他们这一代不是。到了秦石峰他们这一代，做父母的一天到晚只要求他们做一件事：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至于其他的一切，比如怎么做人，秦石峰他们都可以不考虑。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好百好。所以，秦石峰是不懂得什么是谦虚的。如果他要是像聂大跃和魏长青他们这样谦虚，那么他肯定不会硬挤到市长这一桌了。然而谦虚也不一定是好事，比如秦石峰，如果他要是像魏长青他们那样谦虚，可能他就没有机会认识杜治洪和聂大跃了。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将会看到，秦石峰认识他们还是很有意义的。认识的人越多给自己带来的机会可能性就越大。人好比是分子，分子活跃，与别的分子发生碰撞的概率大，发生化学反应的机会也就越大。至于认识像市长和董事长这样重要的人物，好比碰上了活性分子，不用说，给自己带来重要的机会可能性非常大。事实上，正是由于那一天秦石峰自己硬挤到市长这一桌上来，才使他受到市长的邀请，在第二天来参加正式的招商会。在这次招商会上，秦石峰与聂大跃和魏长青才算是正式认识。特别是魏长青，因为头一天的联宜会上他根本就没有被邀请上这一桌，如果秦石峰不参加招商会，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他了。所以，抢风头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坏事。时代变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好长，先顶再看　　　　　

又是连载的呀　　　　　　　　　　　　

10月行情值得期待。。

谢谢分析~~~~~~~~~

5.岳洲县领导对稀土矿的感情不仅复杂，而且微妙

秦石峰是靠抢风头认识市长和聂大跃的，魏长青不是。魏长青不属于这种性格。魏长青认识杜治洪和聂大跃完全是因为他的谦虚和实在。
那天联宜会之后，魏长青问会议工作人员：“这次活动的钱由谁出？”工作人员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时候，正好郑天泽副主任从门口送客人回来，于是工作人员就将魏长青介绍给郑天泽，并说这个事情归他管。
郑天泽问什么事。魏长青把刚才的问题又复述了一遍。郑天泽回答：“办公室。”
那天郑主任心情特别好，因为他已经感到自己正在受新来的市长重用，回去之后，说不定能正式留在市长身边工作，而只要留在市长身边，哪怕只是当一个秘书，也比窝在政策研究室当一个副主任或主任都强。带着这个好心情，郑天泽回答完魏长青的问题之后，还主动呈上自己的名片，并问魏长青为什么这样问？
魏长青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以为要赞助，所以就特意装了五千块钱带来。不多，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说着，魏长青回敬了一张自己的名片。
郑天泽听了一阵感动。虽然这次活动他们并没有打算要任何赞助，但是有人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还是令主任感动不已。郑天泽不由得认真打量了一下魏长青，再看看魏长青的名片，知道这个老乡叫“魏长青”，名片上面写着“茗湘咖啡屋”，并且还标明了两个地址，两个地址分别注明是一分店和二分店。想着在深圳能有两间咖啡屋大小也应该算是个“老板”了，但是名片上并没有说明这个“魏长青”在这两个咖啡屋是做什么的。于是，郑天泽按照官场上说大不说小的规矩，套用在这里，问魏长青：“这两个店都是你的？”
“小买卖，”魏长青说，“现在生意难做。”
由于当时客人还没有散尽，市长那边还围了许多人，打招呼的、要求合影的、提问题的一个接着一个，郑天泽不能跟魏长青谈得太久，对魏长青说：“这次活动没打算接受赞助，但是你有这个心意我还是很感谢。这样吧，下次有什么活动我再通知你。”
“行。”魏长青说。
末了，郑天泽又把刚才给魏长青的那张名片要回去，写上自己的手机号码，重新递给魏长青，说：“以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
俩人都说了谢谢，握手道别。
回到市长身边，陪着市长一起应酬，等客人都散了之后，郑天泽想着这是喜事，应当立刻向市长汇报，于是，把魏长青的情况对杜治洪说了。杜治洪听了心里蛮高兴，当场指示：明天的招商会请这个魏长青参加。
就这样，魏长青第二天被邀请参加了招商会，并且被郑天泽特意领着跟杜治洪面对面地进行了交谈。杜治洪对魏长青的印象非常简单明确，就一个字：实。
招商会的规格比联宜会高。参加招商会的主体也不是岳洲在深人士，而是深圳市各大企业的有关人士和一些与岳洲有过接触的外商。另外，湖南省驻深办事处有关负责人，深圳市政协副**和部分岳洲籍在深圳的企业家也被邀请出席。
招商会上，秦石峰上不了首席了，因为首席上面都标明了每个来宾的名字，秦石峰即使再不谦虚，也不至于坐到明显写着别人名字的位置上。好在秦石峰在门口正好遇上昨天同桌而坐的聂大跃。秦石峰他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有接受正规的礼教，但是毕竟生长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大地，耳闻目睹二十多年，看也看会了不少，所以，当聂大跃径直走向一个不前不后桌子时，秦石峰也正好跟着他在那里就坐。
聂大跃之所以径直走向中间那张桌子，是因为那张桌子上已经有人，并且那个人远远地主动跟他打招呼。这个人就是魏长青。
魏长青接到郑天泽的电话后，问清时间和地点，不早不迟压着点来到五洲宾馆湖南厅，却发现自己来早了。魏长青感到奇怪，难道是自己的表快了？又取出手机，看看上面的时间显示，没有错啊。于是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没有错，其他人马上就到。说着，工作人员还热情地安排他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坐下。刚刚坐下，果然见有人来了。是聂大跃和秦石峰，魏长青赶忙欠身打招呼，并且能够叫出“聂老板和秦总”。聂大跃忙着回礼，但是心里觉得奇怪，因为他对这个能叫出他“聂老板”的人他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也不好意思问，于是赶紧过来握手，坐下，并递上名片。魏长青在回敬名片的时候，说：“茗湘咖啡，小本买卖。二位要是不嫌弃，没事倒可以来聚聚。自家的店，别的不敢说，至少不会掺假。”
“好的，”秦石峰说，“我几乎每天要去咖啡屋，反正去哪里都是去，不如照顾照顾老乡的生意。”
“岳洲哪个的？”聂大跃用地道的岳洲话问。
“矿上的。”魏长青说。
“个是的？我老婆就是矿上的。”聂大跃亲切了一些。
“个是的？哪个？”魏长青问。
“胡娅沁。你认个？”
“可能当面认个，她比我们低吧？”
“那是个。哪天我带她到你那头喝咖啡，你认认。”
“那定了个。”
“定了个。”
秦石峰听说魏长青是矿上的，态度也热情不少。

魏长青所说的“矿上”就是稀土矿。
稀土矿在岳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稀土矿人在岳洲也算是非常光荣的人。前面说过，岳洲小是小，但是她挨着京广线，不但可以出名，而且可以得利。但是京广线以前在岳洲是没有火车站的，所以那时候尽管她挨着京广线，但是沾不上京广线的光。以前沿京广线南下的火车经过衡阳之后直达郴洲，然后入广东进韶关，根本就不在岳洲停车。后来火车在岳洲县停靠，完全得益于稀土矿。
岳洲的稀土矿是在上世纪六十年发现并开发的。发现稀土矿之后，一下子惊动了全国。过不了多久，岳洲就热闹起来。刚开始是乘汽车来的搞地质勘探和规划设计的人，后来又来了一些铁路工人。这些穿咔叽布铁路制服的人一到，马上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再后来，京广线在岳洲就有了车站，全国各地来岳洲的建设者就不用再乘汽车了，他们直接乘火车来。这些火车大部分是从北方来的，在岳洲丢下几节车皮，又继续向前面开。
被丢下的车皮上有汽车，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大卡车，还有推土机和其他大设备。岳洲人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大家伙。于是家住城关镇的小孩像是看热闹一样天天放学之后跑到铁路边看希奇。这时候，从城关镇通往老雁窝的公路也基本上开通。老雁窝就是发现稀土矿的那个山沟沟。刚开始是土路，后来改成石子路，最后终于改成了柏油路。
稀土矿可以说是岳洲人的骄傲。岳洲人对稀土矿一直都很向往很敬重。稀土矿上的人以前不说岳洲话，而是说普通话，就跟当地的驻军一样。稀土矿上的人都有咔叽工作服穿。还有深到膝盖的胶靴穿。并且矿上人的深筒胶靴自己穿不完，还有多余的拿来跟老百姓换狗肉吃。一双胶靴可以跟农民换一条狗子。矿上人指哪只狗，农民就去打哪只狗。被矿上人指中的那只狗家的主人不但不生气，而且还会欢天喜地，因为乡下的狗贱，家家都有，还有一家养了几条狗的，但是矿上的胶靴在乡下人看来十分稀罕十分金贵，自己家的狗能够被矿上人看中，并且马上就可以换上一双深筒胶靴，有理由欢天喜地。
除了深筒胶靴外，岳洲城关人还看见矿上有人穿大皮鞋的，是那种带帮子的翻毛皮鞋，岳洲人只有在电影上看过，现实生活中还没有看过。翻毛大皮鞋比深筒胶靴更金贵，拿狗子也换不成。太金贵了，岳洲人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矿上人换大皮鞋，所以街上穿大皮鞋的就只能是矿上人。街上要是出现一个穿大皮鞋的，不用问，准是矿上的，这个人马上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跟如今影视明星走到街上差不多。
稀土矿上的人有钱，矿上人到城关买东西从来不还价。岳洲人尊重矿上的人，但同时对稀土矿也有一种嫉妒和愤恨。矿上的人来多了之后，城关的鸡蛋都涨价不少。
总之，岳洲人对稀土矿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因为她而骄傲，又感到她一种盛气凌人的架势，感到一种不平等的存在。稀土矿的存在对岳洲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聂大跃当年之所以下海去闯深圳，也跟稀土矿的特殊地位有关。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稀土矿虽然在岳洲县境内，但是在行政上好像一直与岳洲没有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稀土矿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属于国家地矿部，七十年代属于国家冶金工业部，八十年代之后属于国家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不管属于这个部那个部，就是不属于岳洲县。不仅如此，矿务局的行政级别一直不在岳洲县之下，所以矿务局根本不买岳洲县的帐。因此，岳洲人对稀土矿的复杂的情感就不仅限于岳洲的老百姓，就是对于岳洲的各级领导，这种感情也是复杂的，只不过当领导的大脑本身就比普通老百姓复杂，所以仅仅用“感情复杂”还不能完整地表达领导同志们的感情，因此，岳洲县领导对稀土矿的感情不仅复杂，而且微妙。
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稀土矿上的人在岳洲是受人尊敬的。既然魏长青是稀土矿的，那么秦石峰就不敢小瞧他。再说，秦石峰也确实是经常光顾咖啡屋，最近报纸上说有些咖啡屋专门从批发市场上收购一些烂水果，回来以后把烂掉的部分挖掉，剩下的放在机器里面一搅碎，制成鲜榨果汁，几十块一杯地往外卖。自从这件事情暴光之后，秦石峰进咖啡屋就不敢喝果汁了。可是偏偏秦石峰就喜欢喝果汁，喝果汁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高雅，电影上的外国人就总是喝果汁，因此喝果汁还顺应国际潮流。秦石峰认为坐在咖啡屋里面喝果汁比喝咖啡更有身份，特别是深圳天气热，喝果汁确实也比喝咖啡科学。这下好了，有个熟人开咖啡屋，不求照顾，但求公道，想着这个魏长青不会因为几块钱坑自己的老乡吧。于是，秦石峰在招商会上对聂大跃和魏长青都十分热情，热情地喊二位大哥，并一再表示下次专门聚一聚，他做东。当然，秦石峰这样热情并不仅仅是老乡，必须是“老乡+有用”他才能如此热情。秦石峰感到这二位大哥不仅是老乡，而且都对他有用。魏长青至少可以保证不让他喝烂水果榨的果汁，聂大跃更是他潜在的客户，要想让秦石峰不热情比不让他和果汁可能还要困难。
人是很怪的，三个人在一起，在适当的气氛下，只要有其中的一个特别热情，则三个人马上就变成一见如故的好朋友了。事实上，那天招商会之后，聂大跃、魏长青、秦石峰就真的像是结拜兄弟了，三个人就经常在一起聚，聚会的地点就是魏长青的咖啡屋。刚开始是秦石峰作为发起人，后来就是聂大跃作为发起人，反正魏长青是什么时候都欢迎他们来。当然，他们也比较随意，也不一定非得事先约定。有时候是其中的一个人先来，然后才给另一个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空，如果有空就过来坐坐。这一次就是秦石峰一个人来的，来了以后就给聂大跃打电话，问他在哪里，能不能过来，聂大跃说在外地，过不来。于是，魏长青就陪着秦石峰闲聊。聊着聊着秦石峰就问起报纸上说的那件事情，并且问魏长青听说没有。魏长青说听说了，也是听来这里的客人们说的，并且说他不理解那些咖啡屋为什么要这么做。
“赚钱呗。”秦石峰说。秦石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想着魏长青可能是故意装糊涂，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不值得。”魏长青说。
“怎么说？”秦石峰问。
“用正品的水果成本也是非常低的，”魏长青说，“开咖啡屋的成本主要是房租、装修费摊销和人工工资，原料的成本是非常小的部分。所以做咖啡屋关键是要生意好，人气要旺，原料钱是最不能省的。客人都不傻，如果老板在原料上做手脚，省那一点钱，只要少来几个客人就全部贴进去了。要是客人少，就是原料不要钱老板也会亏，客人多，用最好的原料也会赚。”
秦石峰研究生读的是金融，他一听就明白魏长青讲的这个道理。秦石峰由此就相信魏长青应该不会用烂水果来做鲜榨果汁。从那以后，即使不是三个朋友聚会，秦石峰也常常光顾魏长青的咖啡屋，并且常常是带了他那一帮股市上的朋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跟他来的人都是听他高谈阔论。如果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他会讲得更起劲。只可惜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旁边往往都有男朋友守着。相反，单独跟秦石峰来咖啡屋的女性都是一些明显年纪比他大许多的，而且秦石峰好像对这些年纪较大的女人非常热情，每次都是秦石峰抢了付帐，而如果是其他情况，则通常是别人买单。这是为什么呢？魏长青心里有点疑问，很想问一问，但是终于没好意思开口，于是就憋在心里，想着等到更熟悉一点的时候再问吧。

6.那个被万冬梅等待多时的激情终于燃烧起来

聂大跃说话算话，那一天果然把老婆胡娅沁带到魏长青的咖啡屋来。
胡娅沁一进门就认出万冬梅，说：“这不是刘工家的……亲戚嘛。”
她差一点就说“刘工家的保姆”。
这时候万冬梅也认出胡娅沁。
胡娅沁是正宗的矿上人，父亲是矿上研究所的工程师，跟她刚才说的刘工是同事，而且两家住在一栋房子里，她当然认识万冬梅。但是，正因为认识，现在见面才有点不好意思。追其原因嘛，一个是矿上工程师家的千金，一个是矿上工程师家的保姆，身份悬殊太大，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今天在深圳猛一见面，却是以两个好朋友的妻子身份见面，本来不在一个档次上的人猛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难免有些不适应，甚至尴尬。
胡娅沁有些别扭，心里责备聂大跃不该把她带到这个地方来，不该不分层次地交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但脸上还不能把内心的想法表露出来，还要装着跟万冬梅很亲切很平等的样子，拉住对方的手摇，脸上透着笑，心里做自我调节，想着时代不同了，时间能改变一个人的身份，深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眼前这个惜日的保姆变成一个和她身份一样的老板娘了，自己千万不要提当年的事情，一定要摆出她们以前在矿上就是好朋友的样子。
万冬梅有些腼腆，这时候竟然满脸通红，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脸红，还是不习惯胡娅沁这么过分的亲切而不好意思。总之，她是被动的，有些窘迫。
“我去给你们榨果汁。”万冬梅说。
万冬梅终于找到合适的借口，带着一脸的红走了，留下丈夫魏长青与他们继续寒暄。
魏长青是男人，可以大大咧咧，这些年在深圳闯荡也增长了见识，与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障碍地应酬，但是，他今天也感到了别扭。这种别扭是陡然产生的，准确地说是见到胡娅沁并且看了胡娅沁的这番表现之后才产生的。魏长青已经是场面上的人了，他透过胡娅沁表面的热情看出隐藏着的傲慢，于是就产生了别扭。其实胡娅沁并没有傲慢，至少她主观上想并不想傲慢，但魏长青还是感觉到胡娅沁的傲慢。或许，魏长青的感觉并不真正来自胡娅沁的表现，而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
魏长青也是矿上的子弟，后来也是矿上的正式职工，那么，他为什么会感觉胡娅沁的热情是一种隐蔽的傲慢呢？要想解开这个迷，就必须了解稀土矿的历史，了解同样是矿上的子女，但子女和子女不一样，了解同样是矿上的职工，但职工和职工也不一样，只有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才能理解魏长青为什么产生别扭。

乐洲稀土矿的第一代职工绝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支援岳洲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也有极少数是当地老雁窝的本地人。胡娅沁的父母属于那“绝大多数”，魏长青属于那“极少数”。按照惯例，占“绝大多数”的移民肯定属于统治地位，处于“极少数”的土著肯定是二等公民。这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国际惯例。比如号称世界上最民主与平等的美利坚合众国，比如现在在各方面都极力想向美国看齐的澳大利亚，比如与美国价值观基本一致的加拿大，他们都是这样。老雁窝当地的老山民其实就相当于美国的印地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加拿大的魁北克人。美国向来都是喜欢自己制定国际标准的，那么，他们的做法当然就是国际惯例。其实美国也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好，小小的岳洲县的拐坷拉老雁窝也好，人性都是相通的。事实上，在魏长青和胡娅沁父母的那个年代，中国人还根本不知道“国际惯例”这个说法，却也自然而然地按照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文明国家遵循的这个惯例做，可见，人性是没有国界的。
老雁窝原本就是一个小山村，远没有上河口那样出名。以至于岳洲城关的人除了少数几个喜欢打猎的之外，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
老雁窝的山民原本靠山吃山，后来一下子在这里冒出来一个矿务局，按照有关政策，矿务局占用了他们的山林和坪地，必须安排他们工作，从此，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老雁窝山民成了吃国家饭的人。但是在此后相当厂的一段时期之内，他们的身份都不是很明确。他们在矿务局的正式称呼是“农民工”。“农民工”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或者是一半工人一半农民？或者是表示他们以前是农民后来是工人？不知道。这种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农民工”的苦出身成了政治资本，在少数活跃分子的带动下，起来造反了，其中一个还当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农民工”的帽子才彻底被摘掉，并且每次开批判大会都有这些已经被“摘帽”的“农民工”都要上台发言，把一切罪过全部强加到刘**身上，这事才算完了。
但是，“完了”的只是表面，事实上他们跟外来的技术移民还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平常看不出来，到关键时刻就显露出来了，比如子女找对象。土著人家的女儿只要长的漂亮，嫁给移民人家的儿子倒是有可能的，尽管移民人家的父母可能不是很乐意，然而毕竟是新社会，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婚姻自由，所以这种情况在稀土矿并不少见。但是移民人家的女儿嫁给土著儿子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至少在魏长青那一代人当中没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导致土著人家的儿子最终会有一部分成为老大难。魏长青当时就是老大难之一。
老大难魏长青最后走的是“第三条路线”，他既没有找移民的女儿，也没有找土著人的女儿，而是找了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找移民的女儿不可能，他愿意对方不愿意，找土著人的女儿只能找长相难看的，稍微有点姿色的就都高攀移民子弟了，一般不会考虑嫁给土著人的儿子，剩下的魏长青实在看不上。魏长青的父母虽然原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山民，但是魏长青自己却是在矿上张大的，算是“城里人”，并且正儿八经地读到高中毕业，所以他比父母那一辈更懂得爱美。魏长青认为女人一定要美，就是不美也不能太丑，太丑了对自己是一种伤害。
高中毕业的魏长青也下过乡，但是他到底是农民的儿子，干农活没问题，加上本来就是本乡本土，跟有些贫下中农甚至沾亲带故，所以很快就被推荐上调回到了稀土矿。在农村镀了一次金的魏长青上调到矿上进了选矿厂，虽然还是一线工人，但是至少不会下井了。在矿上，小伙子只要不下井就是好工种，有了好工种的魏长青对未来应当有更好的憧憬，对生活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魏长青那时候的要求很明确，找一个看上去顺眼一点的姑娘做老婆。
这时候，有人主动给他介绍了万冬梅。万冬梅是研究所刘工家的保姆，据说跟刘工的老婆还是远房亲戚。万冬梅虽然说不上多漂亮，但她是随刘工一家从北方来到岳洲稀土矿的，有一种北方女人大气的身段，起码看上去比矿上被移民子弟挑剩下的土著女子大气，所以，介绍人领着魏长青远远地一看，他就点头了。刘工来自中国科学院宁夏稀土研究所，他家的保姆也来自宁夏，万冬梅已经习惯南方的生活，习惯矿上的生活，不想回宁夏老家的农村了，她希望就地嫁给一个工人，条件只有一个：不要下井的。魏长青正好就属于不下井的，于是俩人就对上了。
万冬梅不但有北方女人大气的身段，也有北方女人大气的性格。与魏长青成婚之后，万冬梅虽然没有工作，却也把家里收拾得顺顺当当，倒也让魏长青感到称心如意。虽然只有魏长青一个人挣工资，但是矿上工资高于地方上，加上万冬梅会过日子，利用矿上的空地还种了一点蔬菜，日子算不上小康，算温饱没争议。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日子才显得有点紧。这个阶段，魏长青的日子明显不如其他的双职工，要说一点想法没有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魏长青有一段时间还感到后悔，后悔自己当时年轻，不了解生活的艰辛，如果早觉悟，应该娶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土著人家的女儿，虽然长得肯定不如万冬梅，但是漂亮并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转换成儿子的玩具和新衣裳，再说女人也就是那么回事，丑女人看得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会顺眼。
但是，天下没有后悔药，有得有失，慢慢过呗。
当孩子大了一点之后，万冬梅的闲工夫更多了。这时候国家政策也有了一些变化，矿区里面居然也慢慢有了一些小摊小贩，于是万冬梅就张罗着在矿上作业区里面摆一个面条馄饨摊。刚开始魏长青还不同意，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现在工资又涨了，难道还过不了？万冬梅说：“工资是涨了，但是物价涨得更多。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不如就让我做吧。”
魏长青不管她了。但是有一条：只做夜班的生意，白天不要出去。万冬梅说行。
上夜班的工人以前都是在矿上食堂吃夜餐，但是稀土矿北方人多，所以万冬梅的面食摊生意比她预想的要好。生意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万冬梅大气的性格。她不象南方女人那样斤斤计较，说话中听，而且能够开得起玩笑。矿上工人干的是力气活，而且危险，从井下上来了，都希望放松一下，即使身体不能放松，也要图个嘴巴放松，所以开几句粗玩笑是不可避免的。万冬梅不小气，粗话细话都能听，所以工人宁可多花几毛钱，也愿意到她的面食摊子上落个心情愉快，因此，万冬梅的生意就愈发的好。
魏长青最先感觉到变化的是家里的伙食比以前好多了，然后就是万冬梅率先买回来电视机。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研究所刘工家里倒是有，还是**货，但也不是凭工资买的，而是刘工出国期间天天吃方便面省下来的，现在魏长青和万冬梅既没有出国也没有天天吃方便面，居然也看上了电视机，自然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舒畅。一到晚上，他们家就成了电影院，一屋子的人围在他家看电视。遇上好节目，魏长青干脆把电视搬到门口，大家看。这时候，万冬梅的面食摊已经从夜班发展到“三班倒”，魏长青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自动加入到里面去了，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万冬梅的“帮工”。
这个“帮工”当得值。事实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万冬梅和魏长青已经成为岳洲稀土矿上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时候的万冬梅和魏长青与周围人的差距已经不仅仅是家用电器了。
1985年春节，已经富起来的万冬梅和魏长青带着宝贝儿子一起到广州深圳珠海自费旅游。在深圳东门，吃着一块五一碗的馄饨，万冬梅问魏长青：“你觉得他这个馄饨跟我卖的那个比怎么样？”
“差远了。”魏长青说。
魏长青不是夸万冬梅，老夫老妻之间也用不着夸了。万冬梅是地道的北方人，做面食不用学，可以单手擀饺子皮，做的馄饨确实比他们在深圳东门面食馆吃的馄饨味道好多了。
“你知道他这里多少钱一碗？”万冬梅又问。
“一块五。”
“我们那卖多少钱一碗？”
“五毛。”
“走！”万冬梅说。
“去哪？”魏长青问。
“走！”万冬梅还是一个字。
自从他们家由于万冬梅的面食摊到面食店而走上富裕道路之后，万冬梅已经找回了自信，她在魏长青面前说话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唯唯诺诺了。
此消彼长，魏长青倒也很快适应了万冬梅现在铿锵有力的语言。于是赶紧把剩下的几个馄饨囫囵掉，牵着儿子跟在她后面走。
万冬梅一直将他们引到菜市场，仔细地询问了面粉蔬菜和新鲜猪肉的价钱，然后问魏长青：“看见没有？”
“看见什么？”魏长青问。
万冬梅一板一眼地说：“深圳这些东西的价钱跟岳洲差不了多少，但是做出的馄饨却要买岳洲三倍的价钱，而且买的人这么多，这样的生意哪里找？”
“你什么意思？”魏长青问。问得有点胆怯。
“什么意思还不是明摆着的吗？”万冬梅说，“我们应该到深圳来开面食店。”
“到深圳来？”
“对，到深圳来。”
“那我们怎么办？”
魏长青的“我们”当然还包括儿子魏军。
“你跟我一起来，”万冬梅说，“魏军先放在他奶奶家一段时间，等上学了再接过来。”
“那矿上怎么办？”魏长青问。
“能停薪留职更好，不能就拉倒。”万冬梅说。
魏长青虽然舍不得矿上那份职业，但是他更舍不得万冬梅。他发现自从万冬梅赚到钱之后，人不但没有被累垮，反而比以前更加精神了，而且一精神就抖擞，一抖擞就更加漂亮了。所以，当万冬梅向他保证在深圳开面食店一个月的收入肯定比矿上一年的工资还多的时候，魏长青自己也下定了决心。
魏长青当时心里面算了一笔帐：在深圳干一年等于在岳洲干十二年，那么干三年就等于干到退休了。什么叫保障？有钱就是最好的保障。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万冬梅是对的，如今魏长青和万冬梅在深圳已经拥有两家咖啡屋，并且还打算开第三家第四家，个人资产早就超过百万，而与魏长青同期的那一批矿上的职工，如今正为闹下岗在嗷嗷叫呢。所以魏长青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找了万冬梅做老婆。

好的结果说明好的一切。魏长青的土著出身和万冬梅的保姆经历在今天看起来已经不是什么丑事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成为炫耀的资本。事实上，魏长青和万冬梅过去在自己的饭店或者是咖啡屋里面也遇到过以前矿上的熟人，这些熟人有些甚至是专门找上门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前在矿上都比魏长青和万冬梅条件好，并且他们与胡娅沁一样，也都知道万冬梅和魏长青的底细，但是万冬梅和魏长青在那些人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反而觉得很光荣。那么，今天他们在胡娅沁面前为什么会没有那份感觉呢？
晚上睡在床上，魏长青还在想这个问题，翻来覆去睡不着。万冬梅以为他有什么要求，蛮高兴，关于床上的事情，最近两年他们之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就是做这种事情女的主动的多，男的主动的少，与刚结婚那几年的情况正好相反，但女人总是希望男人主动的，因为只有男人主动才能体现女人自身的价值，所以，今天偶然发觉魏长青翻来覆去睡不着万冬梅当然高兴。
万冬梅虽然心里高兴，但是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她今天一定要让魏长青上赶子主动。万冬梅甚至想好了，即使魏长青主动了，她还要假装地推辞一下，吊吊魏长青的胃口。这种吊胃口的事情在他们刚结婚的年月是经常有的，但是最近几年没有了，所以万冬梅有点想。
万冬梅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人在等待的时候感觉时间特别长。
突然，魏长青一下子坐了起来。万冬梅费了很大的劲才忍住没笑。她要装作睡着了。
魏长青坐起来之后，看看万冬梅，他不敢确定万冬梅这时候睡着没有。按照以往的经验，万冬梅这时候应该没有睡着。
魏长青把床头灯拧开，并且摇摇万冬梅的肩膀。万冬梅的忍耐终于超出了极限，这时候干脆扑哧一声笑出来，把魏长青吓了一惊。
“你干什么？”魏长青问。
万冬梅转过脸来，一脸的灿烂，反问：“你要干什么？”
魏长青见她面似桃花，突然反应过来，于是也只好“将戏就戏”，开始尽自己做丈夫的义务。但是，毕竟事发突然，加上心里面有事，总也找不到激情燃烧的感觉。万冬梅摆了两遍正确姿势，仍然发现在浪费激情，不悦，问魏长青：“你有心事？”
“是啊。”魏长青说。
“什么事？”万冬梅问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你干吗有心事？”
“真的没有什么，”魏长青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见到胡娅沁的时候与见到矿上其他人的时候感觉不一样。”
万冬梅愣了一下，说：“我也是。”
“可能是态度，”魏长青说，“这个胡娅沁的态度跟其他人不一样。”
“好像，”万冬梅说，“其他人见到我们眼神里面都透着羡慕，甚至有点巴结，她的眼神里面没有。不但没有，而且还透着一种傲气和不屑一顾。”
魏长青一惊，没想到万冬梅一个小学生竟然能和他一个高中生感受一样。但他显然不想被万冬梅小瞧，一定要在理解上比万冬梅更高一筹。
“我想起来了，”魏长青说，“她过去比我们有钱，现在仍然比我们有钱，所以她过去傲气，现在仍然傲气。”
“有钱又怎么样，”万冬梅说，“我们也不向她借钱。”
“就是。”魏长青说。
大约是由于终于想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魏长青又行了，那个被万冬梅等待多时的激情终于燃烧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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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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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小说：高位出局（第四部分）

7.聂大跃和魏长青被卷入到“岳洲稀土”事件

聂大跃和魏长青被卷入到“岳洲稀土”事件当中，当然与秦石峰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一天他们仨又在魏长青的咖啡屋小聚。秦石峰对聂大跃说：你用岳鹏实业的名义贷款，我给你担保，私下再签个协议，你把贷款所得全部资金以保证金的形式存在我们证券公司，全权委托我们理财，固定回报率百分之十二，你们一点风险没有，因为贷款是我们担保的。
听着秦石峰的口气，证券公司是他自己家的了。
其实秦石峰也没有完全说大话，这样的操作他们确实已经做过很多笔了，确实没有出过任何事情。即使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放款的银行也会盯着证券公司，因为证券公司有现钱，至少有可以当场变现的股票。遇到那种情况，银行的目的是收回贷款，当然是谁有现钱就找谁，要是找到聂大跃这样做实业的，即便他想还款，也套不出那么多现金呀。而证券公司也不怕，证券公司在给大户做透资的时候，大户总是要拿自己的股票做抵押，股票涨了皆大欢喜，股票跌了，跌倒一定的限度证券公司就会按照事先签订的协议强行平仓，损失的是大户自己。
聂大跃问：“你们有什么好处？”
十多年的经商经验告诉聂大跃一个基本道理：送上门的好事要留心。
秦石峰说：“我不赚你的钱，仍然以十二个点透资给客户，这样就能吸引来大批客户，这些客户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交易费就是我们的好处。”
聂大跃想想是这个道理，于是关心下一个问题，问：“我有什么好处？”
对送上门的生意，不问自己有什么好处，而是先问对方有什么好处，表明聂大跃在商场上已经相当成熟了。
秦石峰说：“你的贷款利率加成本大约是七个点，我给你是十二个点，这个帐你还不会算？”
这个帐聂大跃当然会算。聂大跃对股票还是懂的，他当初就是靠做股票生意起家的，但是聂大跃不象秦石峰那么张扬，不但不张扬，而且还经常装糊涂。当一个生意人在生意场会装糊涂的时候，表明他有城府了。
“可以，”聂大跃说，“但是如今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我老是跟不上，所以如果要做，恐怕还要你多费费心。”
“那不成问题，只要大哥看得起，今后你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
大约是秦石峰经常对外许愿，所以许起愿来十分轻松。事实上，要不是后来秦石峰看上了聂大跃的妹妹聂小雨，这个愿也只能就是永远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聂小雨比聂大跃小许多，大学毕业，现在在哥哥聂大跃的公司做事，其职位大约相当于聂大跃的助理，但是不是很明确。好在她是聂大跃的同胞妹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尽管她在岳鹏实业的职位不清，职责不明，但是权力不小。事实上，她相当于岳鹏实业“二老板”。
尽管如此，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推断聂大跃的岳鹏实业管理混乱。其实中国目前的民营经济发展还不是很成熟，一些足以保障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文件还不完善，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还没有真正确立，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内部的关键岗位上任人唯亲也不失为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至少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二老板”高中毕业以后参校高考，分数只够上大专，但当时聂大跃已经大小是个老板了，深感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重要，于是，聂大跃坚决要求本科大学，并且愿意承担一切费用。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丝毫不影响聂小雨大学文凭的质量，高考的时候差几分并不能说明聂小雨的智商就一定比别人差，只要四年的大学努力，毕业的时候说不定笨鸟先飞呢。聂大跃认为学生接受教育的环境相当重要，把一个高考的时候分数达到清华标准的学生安排在地区师专学习，毕业的时候也未必就是第一名，同样，把一个分数只够师专的考生安排在清华上大学，四年之后也未必就是最后一名，所以，当时经济上还不是很宽裕的聂大跃硬是出钱让妹妹上了一个全国重点大学。
聂小雨大学毕业直接“分配”到她哥哥的工厂，并且直接进入公司管理层，使聂大跃越发觉得这钱花的值。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聂大跃恰巧就安排聂小雨跟踪秦石峰许愿的这件事。现在想想聂大跃可能是无意的，因为像这种超出岳鹏实业传统业务范围以外的事情，聂大跃也只有交给自己的妹妹才放心。
秦石峰见到聂小雨之后，态度马上就发生了变化。至于为什么马上就发生变化，当然只能理解为秦石峰喜欢上了聂小雨。
秦石峰一下子就喜欢上聂小雨当然首先是因为聂小雨漂亮，但漂亮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聂小雨所表现的那种自信与自然，其实也只有充分自信的女孩才能表现出纯真的自然。当然，秦石峰这么快就喜欢上聂小雨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聂小雨是聂大跃的妹妹。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她不是聂大跃的妹妹，可能她也就没有那份自信与自然了，自信与自然也是要有物质基础的，否则就是装的。是装的秦石峰就不喜欢。秦石峰这些年在深圳见过太多装腔作势的女孩了。
说聂小雨漂亮当然不假，事实上，在深圳能够立住脚的女孩有几个不是漂亮的？有人说深圳是个包容性非常强的移民城市，其实在秦石峰看起来，深圳是移民城市不假，但是要说到包容性则未必，要说包容那也只能是对漂亮的女人和高学历的男人包容，也就是说，女孩如果不漂亮，或者男人没有高学历，深圳是很难彻底包容他们的，最多“包容”他们几年，然后哪来哪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中国人太多了，太多的中国人知道深圳好，如果不加限制，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对来自内地的“自愿支边人员”一样包容，深圳还不爆炸了？
至于聂小雨是聂大跃妹妹这一条，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秦石峰对聂小雨上心的根本。有一次聂大跃到内地去走访代理商，秦石峰和魏长青俩单独喝酒，喝着喝着就说到了聂小雨，秦石峰经不住魏长青的盘问，实话实说：深圳比聂小雨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也有，但是那些女人只能做朋友，不可能发展成为老婆。魏长青问为什么？秦石峰说：“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女孩到底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钱。但是聂小雨不一样，聂小雨是聂大跃的妹妹，聂大跃的妹妹难道还会贪我的钱吗？所以，如果聂小雨能跟我，那就是真的。”
既然对聂小雨有了这种想法，秦石峰当然就把本来不经意的许愿当作履行合同一样来认真对待。不但真的帮着聂大跃做这笔业务，而且还为聂大跃提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些建议还真被聂大跃采纳了。比如秦石峰对聂大跃说：企业要发展一定要打破家族式管理，一定要防止一言堂而导致决策失误。秦石峰还举出国内外一些企业失败的例子对聂大跃说：决策失误是一个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唯一因素，任何其他的失误都是慢性病，只有决策失误是突发性心脏病，最危险。秦石峰还说过：一个民营企业要想走得更远，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制度。民营企业同样面临改革提升的问题，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健康发展。民营企业也要有产品运作发展到资本运作。
聂大跃采纳了秦石峰的这些建议，准备高薪聘请一个专家型管理人才来做总经理，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决策委员会，重大问题由这个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以避免决策失误。聂大跃还聘请秦石峰为他的决策顾问，根据秦石峰的建议，委员会采用双向否定制，一项决策，即使其他人都同意，只要董事长聂大跃一个人反对，则决议不能通过，反过来，一项决策即使聂大跃本人赞同，但只要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反对，则聂大跃同意的决议也不能通过。
聂大跃因此就发现，秦石峰泡是泡，但有时候泡得有道理，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内部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老板必须要虚心听取意见，特别是像秦石峰这样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同时又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人的意见。
聂大跃已经察觉到秦石峰对聂小雨的意思，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缓慢发展。

有一次三个男人碰在一起，秦石峰和聂大跃在说的很起劲，但是魏长青始终没有插嘴。其实他们三个在一起，总是秦石峰说的多，聂大跃说的少，魏长青基本上不说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魏长青都是当听众的，甚至当服务员，及时地给他们续水。但是今天有些特别，今天魏长青既不说话也不续水，仿佛心不在焉。
聂大跃问：“怎么了？”
魏长青说：“没什么。”
聂大跃又问：“没什么你怎么不高兴了？”
聂大跃能这样说话，就说明聂大跃是他们三个中的大哥了，仿佛魏长青真要是有什么难处他就有义务帮助摆平。这倒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最大，其实他的年纪并没有魏长青大，关键是聂大跃最有钱，老板们在一起，谁最有钱谁就是老大。
魏长青被问急了，只好实话实说：生意不好做，刚刚应付完黑道老大，税务局又来查帐，前几天被他老婆万冬梅炒掉的那个会计心理不平衡，跑到区税务局稽查科去检举揭发了，如果查出问题，魏长青将被罚款，而罚款中的一部分将作为奖金奖励给那个会计。
秦石峰说：“这叫什么话？这不是鼓励告密者吗？这符合以德治国吗？”
聂大跃没说话，掏出手机给税务局长打电话。聂大跃是区纳税大户，连续三年通报表扬，跟区税务局长很熟。
聂大跃请局长吃饭、洗桑拿。局长说：你是纳税模范，我应该请你才对。聂大跃把魏长青的情况说了。局长当场打电话给稽查科长，说眼下那么多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的事情你们不查，跑去查一个咖啡官干什么？局长的话很有原则性，完全符合当时中央“抓大放小”的精神，科长也不是傻瓜，立刻就听出局长的口气了，马上顺秆子溜，回答说：接到举报肯定是要查一下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咖啡馆交定税，能有什么大事呀。
万冬梅一定要请聂大跃吃饭答谢，聂大跃推不过，只好和秦石峰一同前往。席间，秦石峰对魏长青夫妇说：你把咖啡馆兑出去，套回资金买股票吧。魏长青夫妇没敢接话，而是看着聂大跃，仿佛聂大跃真的变成他们的大哥了，这种大事须由大哥说了算。
聂大跃说：“好，好主意。”
魏长青认为既然聂大跃都说“好主意”了，那就肯定是好主意了，决定照办。
其实聂大跃是随口说的，并没有认真思考。聂大跃当时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想着胡娅沁要跟他闹离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