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人家都说上山下乡多么可怕，其实也就是忆苦饭罢了，未必可怕

聂大跃与胡娅沁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认识的。岳洲当时是县，上山下乡也不如大城市正规。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固定的知青点，这些知青点叫“集体户”。一个“集体户”里面多则几十个知识青年，少的也有七八个十几个。这么多知识青年男男女女在一起，尽管有吵嘴打架的，有勾心斗角的，有争风吃醋的，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他们至少不孤独不寂寞。而聂大跃他们不一样，聂大跃他们是小地方人，小地方人下乡都没有北京上海的知青那么正规。事实上，聂大跃当时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聂大跃，另一个是胡娅沁。聂大跃是高中毕业，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他们年级的“连长”，长的人高马大，而胡娅沁是初中毕业，本来年龄就小，加上瘦，看上去跟上海人发的死面馒头，根本没有长开的样子。按照聂大跃当时的条件可能看不上胡娅沁，但是胡娅沁是矿上的，具有了某种优势。这种优势与她身上的一些劣势相抵消，最终使她达到了与聂大跃相同或相近的高度，于是，他们平衡了，并且最终结为夫妻。
许多年之后，当人们面对日益增多的离婚现象进行评述时，一个占了上风的观点是：婚姻其实是一桩交易，这桩交易的基础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双方综合条件相当就是公平。当双方中的一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原来的平衡被打破，离婚就成为不可避免。
反对的一方说：不对，婚姻是以双方的感情为基础的，而交易最忌讳感情。
占上风的一方说：感情也不是凭空建立的。感情也可以折算成平衡要素。条件变了感情也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双方的观点都没有错。婚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双方结婚前，精神的东西多，物质的成分少，结婚之后，成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浪漫少了，现实多了，自然就是精神的东西少了，物质的东西多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那么，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婚与物质有关。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现在胡娅沁要与聂大跃离婚，就不属于这种情况。

与大城市知识青年另一个差别是上山下乡地点的远近。像北京的上山下乡到革命生地延安，上海的上山下乡到云南或黑龙江边境。大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地方远其实也是一种待遇，这种待遇是岳洲这样小地方的知青享受不到的，他们只能就地下放，下在本县境内。由于比较近，所以就不需要乘火车而只要乘汽车就行，因此，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下乡时就少了火车站台上热闹的欢送场面。但打锣敲鼓是免不了的。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就是与几十个知识青年一起坐着汽车从城关镇被打锣敲鼓送到“东头”的。
“东头”位于京广铁路的东面，离城关镇虽然没有上河口和老雁窝那么远，但由于隔着一条京广铁路，并且当时没有横跨铁路的立交，两边往来不方便，因此，给城关镇人的感觉反而比上河口或老鹰窝更加遥远、更加闭塞、更加偏僻。
当时“东头”的官方名称叫“东方红人民公社”。聂大跃胡娅沁等几十个知识青年直接被拉到公社。
公社其实就像一个小集镇，标志性的建筑不是公社大院，而是大院旁边那个大礼堂。聂大跃他们首先就是被安排在大礼堂里面的。
公社大礼堂远远地看上去与城关的电影院没有什么两样，于是聂大跃当时还想：农村跟城里差不多嘛。
聂大跃这样想也是有根据的。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有一阵子特别喜欢搞忆苦思甜，搞到最后压轴戏是吃忆苦饭。在吃忆苦饭之前，聂大跃想象着一定非常难吃。那时候有一种说法，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既然是“猪狗食”，能不难吃吗？聂大跃没有吃过“猪狗食”，但是他相信肯定是十分难吃。聂大跃当时是连长。所谓“连长”，就是他们那个学校那个年级的学生头头。既然如此，那么就要吃苦在前。所以，当吃忆苦饭开始的时候，聂大跃拿出一种准备牺牲的精神，第一个冲上前，咬着牙，当众开吃。刚开始没有感觉，他下意识里故意让自己的味觉失灵，就像潜泳的时候故意使自己的呼吸系统暂时停止工作一样。然而味觉系统与呼吸系统并不一样，味觉是挡不住的，吃着吃着，短暂失灵的味觉又恢复了，但是，让聂大跃感到吃惊的是：这些“猪狗食”一点也不难吃。不但不难吃，这些用野菜和黑面做的窝窝头其实还蛮好吃的。至少偶然吃一次的时候是好吃的。
根据这个经验，聂大跃想：人家都说上山下乡多么可怕，其实也就是忆苦饭罢了，未必可怕。
进了公社礼堂之后，聂大跃才发现所谓的礼堂与城关电影院区别很大。原来这个公社礼堂也是图有外表，外表像城关的电影院，里面差远了。事实上，礼堂里面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是空空的，不仅**台上没有云灯和幕布，而且整个礼堂里面没有凳子，一张凳子都没有，完全是一快空地，一块斜斜的土坡。聂大跃当场失望。好在他们全部都带了行李，这些行李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背包。那时候上学是开门办学，在上山下乡之前，他们多次学工学农学军，还搞过野营拉练，所以，一个个背包打得像模像样，放在地上正好可以当凳子坐，和老照片上当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差不多。
聂大跃他们就那样坐在背包上听公社书记做关于欢迎他们的讲话。书记讲完了之后，是送他们下来的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领导讲话，最后，是聂大跃代表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讲话。这样七讲八讲也就到了中午。到了中午他们就开始吃中饭。中饭是公社准备的，不错，有红烧肉，聂大跃在家里也是难得吃一次红烧肉，所以那天他吃了三大碗饭。
吃过饭就开始下生产队。那时候毛**有指示：“各地农村的同志都要欢迎他们去。”毛**都说要欢迎他们去，贫下中农敢不欢迎吗？但是聂大跃他们差不多是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欢迎的次数多了，农民也出现了欢迎疲劳，因此，对他们的欢迎也是有选择的。聂大跃首先就被一个生产队长紧紧握住手，既代表友好，又等于是先把好货抢到手。等大家都被抢得差不多的时候，聂大跃发现了胡娅沁，因为刚才他们站着的那个地方就只剩下胡娅沁了。孤苦伶仃的样子。聂大跃那时候并不认识胡娅沁，但是他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连长的责任，于是跟拉住他手的那个队长说：把她带上吧。队长没有说话，在犹豫，或者说是在想着怎样拒绝。这时候，公社书记走过来，板着脸，看着队长，队长一个激灵，说：“好，欢迎，欢迎。”
队长是用牛车把聂大跃和胡娅沁拉到生产队的。聂大跃第一次看见牛车。在聂大跃的印象中，只有马和驴子或者他们的后代骡子才能拉车，而牛是用来耕田的。但那一天生产队长确确实实就是用牛车来接他们的。
牛显然已经意识到差它拉车不公平，像义务劳动，做样子，走得很慢。事实上，他们是在天黑之后才到达目的地的。当他们进村的时候，整个村子黑灯瞎火，一片寂静，突然，狗汪汪汪地叫起来，刚开始是一声两声，但很快全村的狗齐声叫起来，好不热闹，像是在欢迎他们，而且是热烈欢迎。可见，狗比人热情。
队长说：“收拾公房怕是来不及了，今天晚上你先住五保户陈麻子那里，她可以住菊香家，菊香家没有男人，方便。”
“你”当然是指聂大跃，“她”是指胡娅沁。
二人遵命。但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入睡。倒不是陈麻子和王寡妇他们不欢迎聂大跃和胡娅沁，而是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自己不适应贫下中农的卫生习惯。对聂大跃来说，主要是身体不习惯，因为五保户陈麻子家的跳蚤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欺生，不咬陈麻子，专咬聂大跃，上来就浑身上下一阵乱咬，咬得聂大跃像抽风，从床上跳起来，噼里啪啦对自己身体一阵乱打，还是无济于事。而对于胡娅沁来说，则主要是鼻子不习惯，因为寡妇王菊香家没有厕所，也没有马桶，而只有一个粪桶，并且该粪桶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直接就是盛大粪的，寡妇王菊香同志小便大便全部落在其中，多日没有处理，这样，她家就不仅充满小便的味道，而且在满满当当的小便味道当中还大量夹杂着大便的气味，从而使整个屋子弥漫在正宗的大粪氛围当中，并且该气味和陈麻子家的跳蚤一样，也欺生，不往王寡妇的鼻子里钻，专门往胡娅沁鼻子里面拱，拱得胡娅沁要呕吐，最后，不得不宁可不睡，从床上爬起来，重新穿好衣服，站到王寡妇家的院子里等待东方的太阳。
天亮，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找到队长，坚决要求住公房。队长说好、好、好，立刻为他们安排。
“公房”其实是生产队的一个仓库，一大一小两间房子，大的特别大，小的特别小。大房间用于储藏稻谷之类，小房间则专门给看仓库的人住的。聂大跃他们来之前，看仓库的任务由整个生产队男劳力轮流执行，现在既然他们来了，正好可以为生产队看管仓库发挥一点作用。
聂大跃是男人，又是“连长”出身，自然只能在仓库里面临时搭了一个床铺，与稻谷和老鼠为伴。虽然条件不好，但跳蚤少多了，只要白天控制不要轻易让贫下中农在他床上坐，晚上的跳蚤基本上属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半夜爬起来往自己身上拍巴掌。小房间让给胡娅沁，胡娅沁一步登天，再也不受小便大便的混合气味困饶了，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而不至于半夜三更穿衣服起床站在门外面等天明。
公房门前是一个打谷场，社会兼职是生产队的“广场”。庄稼收割的时候当打谷场用，其他时候当广场用，遇上生产队传达最高指示什么的，这里就是会场。聂大跃胡娅沁来了之后，打谷场临时增添了一个新功能——练功场。聂大跃精力过剩，又不忍心看着这么开阔的打谷场浪费，于是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在打上面打几路拳。其实也就是当时学校体育老师教的“红卫兵拳”，但是贫下中农看不懂，感觉很希奇很神秘，并且把这种希奇和神秘广泛炫耀与传播，于是，当年差不多整个东方红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都知道该生产队来了一个会 “功夫”的知青，竟然有外村人专门在大清早赶过来看聂大跃“练武”的，聂大跃无意当中为该生产队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为生产队增添风景的还有胡娅沁。自从聂大跃和胡娅沁住进生产队公房之后，打谷场边上就亮起了一道比聂大跃打拳更实在的风景线——每天都能看见那里晾着一排女人的衣服。胡娅沁几乎每天都要洗衣服和晾衣服。这种情况更新鲜，第一，以前从来没有人在公房门口晾衣服，现在突然有人晾了，很新鲜。其次，公房门口是打谷场，很开阔，视角宽，老远地就看到，更新鲜。最后，当然也是更主要的，晾晒的竟然是花花绿绿女人的衣服，其中包含女人的底裤胸罩甚至专门的女人卫生用品！那时候贫下中农的日子还没有完全从万恶的旧社会摆脱出来，生活质量还不高，根本没有人民公社女社员穿胸罩的，更没有把女人的贴身用品放在外面晾晒的，因此，胡娅沁把这些东西在“广场”上一下子公开展示出来，给人民公社社员特别是人民公社男性社员带来的冲击比聂大跃在打谷场上打红卫兵拳还要大。
社员是有想象力的。虽然没有见过胸罩，但年轻人那时候人人都是民兵，因为当时伟大领袖有一个著名指示叫“全民皆兵”，既然“全民皆兵”，那么年轻人当然都是兵——民兵，于是，他们马上就为胡娅沁的胸罩找了一个合理的名称——“武装带”。这下好了，无聊的时光有机会打发了，每当闲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提议：走，看武装带去。于是，一群人就嬉笑着来到打鼓场，近距离观察胡娅沁的底裤、胸罩和女人特有的卫生用品。少数调皮的年轻人不仅限于看，还想摸，甚至还当面挑逗这些物品的主人。更有几次，胡娅沁晚上收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少了其中的一两件小物品。不用说，肯定是被某个人顺手牵羊了。幸好，胡娅沁由聂大跃保护着，而聂大跃又是大家公认有“功夫”的，所以，个别人对胡娅沁的侵害点到为止，始终停留在对其物品亵渎的阶段，并没有发展到对物品主人的直接伤害，于是，这些调皮鬼的捣客观上拉近了胡娅沁与聂大跃的距离。
其实，用不着拉，聂大跃和胡娅沁本来就很近。生产队公房的大房间与小房间之间虽然有一道墙，但这道墙是象征性的。是半截墙。下面隔开，上面是相通的，凭聂大跃的“功夫”，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翻过去。当然，聂大跃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甚至连想都没有这么想过。尽管如此，这道墙仍然没有将他们彻底隔开，至少声音没有隔开，两边的一切响动对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因此，每天晚上胡娅沁起来小便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弄出响声，但这显然比较困难，因为胡娅沁当时使用的是搪瓷痰盂，在小便的时候，即便能保证不发出液体与液体相互撞击的声音，也可避免地要发出液体与固体撞击的响声，所以，胡娅沁小便发出的响声总是要跃过半截墙从传到聂大跃耳朵里面去的。因此，如果单纯从声音上判断，他们有一种同居一室的亲近。
不仅“同居一室”，而且两个人在一个锅里面吃饭，“家务分工”也很像夫妻，与黄梅戏《天仙配》上描写的“你担水来我浇园”基本一致。况且他们俩人成天出双入对，就是回城也两个人一起，所以，当时生产队有很多传说。传说他们表面上是睡两个房间，其实早就暗中在一起了。社员们这样说当然是解闷用的，并不打算真为他们说的话负法律责任。事实上，那时候聂大跃和胡娅沁根本就没有这么做，他们甚至连恋爱都没谈。那时候人单纯，都很要求上进，很自律，在那种把谈恋爱看成是资产阶级行为大背景下，他们是不会轻易迈出这一步的。当然，这里面有个时间问题，如果时间长了，说不定他们就真就谈上恋爱了，但他们刚下去不久，就开始刮起了“回城风”，根本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滋生爱情。

（未完待续）

9.聂大跃到了深圳之后才发现人才与文凭是两码事，至少在香港老板眼睛里是这样的

“回城风”把聂大跃和胡娅沁一起吹进了县农机厂。农机厂是集体性质，比不上稀土矿，但除了小化肥厂之外，在当时的岳洲县也属于大厂，能进到里面当工人也算是他们造化，比在农村当知青好多了。
俩人既然到了一个厂，关系自然有点进步。这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进了农机厂之后，胡娅沁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发开了不少，加上长期相处看惯了的缘故，胡娅沁在聂大跃眼里是个女人了。二是胡娅沁送给聂大跃一双劳保皮鞋，是只有矿上的职工才发的那种翻毛劳保皮鞋。这种劳保皮鞋外面是买不到的，在当时的城关镇，穿这种皮鞋是受人尊敬的。
显然是这双劳保皮鞋太具有象征意义了，令聂大跃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必须自己先开口的责任。这时候，连聂大跃的母亲都问：“这么好的鞋子是谁给你的？”聂大跃实话实说。母亲虽然还没有见过胡娅沁的面，但是就凭这双劳保皮鞋，就能够断定胡娅沁是个好姑娘，不仅现在是好姑娘，而且将来还一定是一个好儿媳妇。于是，母亲张罗着让聂大跃把胡娅沁带回来吃饭。等到饭吃完了，关系也就基本上挑明了。
那时候交通不如现在方便，胡娅沁大约一个月才能回矿上一次，于是聂大跃的母亲就经常让儿子带胡娅沁到家里来吃饭。理由是农机厂食堂伙食太差，你们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加强营养。
逢周末，母亲还极力挽留胡娅沁住在家里，好在那时候人不娇气，胡娅沁与聂小雨合睡一小床也凑合。刚开始胡娅沁还不是太愿意，再晚了也要聂大跃送她回农机厂宿舍，常常是星期六晚上送过去，星期天早上又接回来，最后弄得胡娅沁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只好留宿。
本来聂大跃和胡娅沁的关系是在健康发展的，但是由于突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差一点将他们的因缘断送。
那时候突然刮起了顶职风，就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只要提前退休，就可以由其子女中的一个顶职进去。这个风当时刮得非常凶，居然从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刮到小小的岳洲县。可怜天下父母心，一时间，很多本来年龄还没有到退休界限的父母，为了能使自己的子女进国营单位，纷纷提前退休。这股风对聂大跃影响不大，因为聂大跃的母亲在街道小厂糊火柴盒，父亲在搬运公司搞装卸，父母的单位都不如聂大跃的农机厂，白给都不进，根本就不存在顶职的问题，至于他的妹妹聂小雨，那时候刚刚上小学，还早着呢，想顶也不够年龄。但是，这件事情很快还是影响到了聂大跃，因为胡娅沁的母亲准备让她顶职。因为这时候国家对知识分子很重视，矿上承诺，即使她母亲提前退休，矿上也还是返聘她，返聘工资加退休工资并不低于原工资，等于是白给她女儿胡娅沁一个进矿上的名额，白给能不要吗？
聂大跃对于胡娅沁顶职的事情还是蛮高兴的，事情是明摆着的，矿上比农机厂好。聂大跃从小就知道矿上好。小时候他们家邻居有个亲戚是老雁窝的，后来被征收到矿上，神气得不得了，每次矿上的亲戚来县城，带上几个矿上职工食堂特有的又白又大的馒头，邻居家都要给聂大跃家送两个，聂大跃一个，聂小雨一个，兄妹俩几天都舍不得吃，看着就高兴。与胡娅沁搞上对象后，聂大跃父母在大杂院的地位明显提高了，每逢周末，母亲从外面买菜回来，总是一路谈笑风生，一路打招呼，告诉人家今天儿子的对象要来，所以要多买几个菜，并且从来都不忘记加上一句：她家住的远，在矿上，所以只好到我们家过礼拜。那时候，“矿上”就是一种身份，邻居们只要听说何家未来的儿媳妇是矿上的，立刻就另眼相看，不仅对胡娅沁另眼相看，对聂大跃全家都高看一眼。在这种情况下，聂大跃当然希望胡娅沁能顶职，只要顶职，胡娅沁就能从矿上家属变成矿上职工，对胡娅沁当然是好事情，况且，胡娅沁顶职之后，聂大跃自己也水涨船高，从矿上“家属的家属”直接变成“家属”。但是，聂大跃的母亲并不高兴。母亲说：是不是等结了婚才去顶职？
聂大跃觉得母亲很愚昧，顶职是能等的吗？再说结了婚还能顶职吗？
可母亲的愚昧不是没有道理的。
胡娅沁在农机厂的时候，几乎住到了聂大跃家，虽然那时候人规矩，生米并不能随便做成熟饭，但是相当于米已经下到了锅里面，只要点把火，煮成熟饭是早晚的事情。事实上，那时候聂大跃与胡娅沁之间亲热的举动还是有的，按照当时岳洲人的土话，“谈恋爱就是摸摸捏捏”。尽管胡娅沁天生发育不是很好，但即使是平坦的胸部，对当时的聂大跃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有一次他们在这种“摸摸捏捏”的过程中，聂大跃也表示怀疑过，虽然没有明说，但大意还是表达出来：怎么你没有奶子？胡娅沁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妈讲了，结婚以后就好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谈到“结婚”，可见，如果再发展下去，离“熟饭”还远吗？但是自从胡娅沁顶职回到矿上之后，就是第一个月来了一次，以后几乎没有再来过。
胡娅沁不来聂大跃就去。有时候是聂大跃自己想去的，有时候是他母亲催着他去的。
聂大跃是骑自行车去的。从城关到矿上，去的时候是上坡，很累，回来的时候虽然是下坡，但是如果天晚了就非常不安全。所以聂大跃是很希望像以前胡娅沁到他家一样，星期六下午去，星期天下午回来。但是胡家人对聂大跃的态度可比不上何家人对胡娅沁的态度，每次一吃过晚饭，胡娅沁母亲就催着聂大跃赶快上路，说天黑了不安全。听起来像是关心，但要是真关心为什么不留聂大跃住下呢？既然不能住下，那么聂大跃就只能早出晚归，这样，他和胡娅沁连拉一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了，而如果双方连拉一下手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恋爱还叫恋爱吗？
聂大跃不傻，他感觉到了。
聂大跃就对胡娅沁说：“我们结婚吧。结了婚，我就可以星期六来，星期天再回去。”
胡娅沁不说话，淌眼泪。
“为什么？”聂大跃问。
胡娅沁还是不说话，继续淌眼泪，并伴随轻微的哽咽。
聂大跃再问。
胡娅沁说了：我父母希望你能考上大学。
这下轮到聂大跃不说话了。大学是那么好考的吗？聂大跃不是没有考过，回城之前，招生制度改革，聂大跃和胡娅沁都参加了高考，结果他们东方红人民公社那么多知识青年一个也没有考上，既然一个也都没有考上，怎么能要求聂大跃考上？这不是给聂大跃设计了一个他根本就无法逾越的障碍吗？
“如果考不上呢？”聂大跃问。
胡娅沁说：“不管考上考不上，先考了再说，起码要让我爸爸妈妈感觉你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吧。”
“好吧，”聂大跃说，“那我就试试。”
“不是试试，”胡娅沁说，“是争取考上，实在考不上是另外一回事。”
“那好吧。”聂大跃答应了。既然答应了，聂大跃就真的非常认真地复习起来。
在聂大跃认真复习的这些天里，他去矿上的次数明显少起来。许多年之后，回想起那一段时光，聂大跃对胡娅沁父母的要求既表示理解又觉得荒唐。表示理解的是：夫妻俩既然都是知识分子，就一个宝贝女儿，当然希望女婿也是一个大学生。觉得荒唐的是：就凭你们夫妇的态度和你女儿的条件，要是我聂大跃真的考上大学了，四年之后还会回头娶你女儿吗？聂大跃由此感悟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是比较迂腐。
当时聂大跃和胡娅沁的感情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很显然，如果聂大跃考不上大学，胡娅沁十有八九是不会嫁给他了，如果考上大学，他大概也不会再回头娶胡娅沁了。这就是说，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他们都没有结婚的可能了。然而，事情往往就那么凑巧，这个时候，偏偏出现了第三种情况。
那一年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正好在岳洲开一个企业管理班，聂大跃虽然没有考上全日制大学，却考上了电视大学。
电视大学也是大学。胡娅沁父母没话说，同意他们结婚。
聂大跃当时想：这大概就是天意吧！
天意当初让他们结婚了，现在又打算让他们再离婚，看来天意也是随机应变的。
聂大跃和胡娅沁当初结婚以后的感情一直不是非常好，主要是长期不在一起。城关离矿上虽然只有几十里路，但是正因为只有几十里路，所以他们双方都没有探亲假，就老是处于实际分居状态。
三十几里路让胡娅沁跑是不合理的。那么就只有聂大跃跑。事实上，新婚期间的聂大跃道是经常去稀土矿的。但是骑自行车走三十里上坡到那里几乎把力气用得差不多了，加上在岳父岳母家不比自己家，一切都得小心谨慎，所以聂大跃的状态与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差不多，疲软。男人一疲软了夫妻感情就危险了。特别是聂大跃对岳父岳母老是有一种畏惧心理，还不敢多来，来多了怕岳父岳母就会认为小伙子不好好上学，不求上进。本来就疲软，再加上不多来，这个婚姻能不危险嘛。
岳父岳母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情况也大抵如此。大学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尤其是这样。广播电视大学的特点是进门容易出门难，这一点聂大跃深有体会，以至于后来聂大跃在深圳自己当上老板后，在招聘人才时，他还偏重于招聘电视大学的毕业生，因为他知道，要把电视大学读出来，需要比普通大学更大的毅力。聂大跃自己当初就没有读下来。
没有读下来的聂大跃更觉得没有脸去见岳父岳母，没有脸去见岳父岳母就等于没有老婆了，因为老婆是跟岳父岳母住一起的。
一气之下，聂大跃上了火车，来到深圳。
聂大跃到了深圳之后才发现人才与文凭是两码事，至少在香港老板眼睛里是这样的。
聂大跃来到人才市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碰运气。但是他连电视大学的毕业证都没有拿到，这个运气也实在是太难碰了一点。正当他准备打道回俯的时候，运气来了，因为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明确写着“急招技术师傅”，聂大跃就是技术师傅，岳洲县农机厂的技术师傅。在岳洲，谁见到谁不是喊“师傅”呢？但是聂大跃的这个“师傅”与一般的师傅还不一样。聂大跃是真的有技术的。聂大跃虽然读书不行，但是干活不错，上中学的时候搞开门办学，那时候他就学会了车、钳、铆、焊、电，这一招在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曾经发挥过作用，回城到农机厂之后更是得到提升，做“技术师傅”绝对没有问题。
招聘人员对聂大跃进行了当场测试，顺利通过。
进了香港老板开的这间电话机厂之后，聂大跃很快就受到重用。香港老板姓黄，叫黄荣发。黄老板自己就是做技术工人出身的，对技术工人非常尊敬。事实上，当时在电话机厂帮着黄老板打理的那几个香港人也都是技术工人出身，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这些香港的技术工人叫“师傅”，别看听起来跟当时国内普遍称呼“张师傅李师傅”差不多，其实在香港“师傅”的地位相当高。在聂大跃来到这个厂之前，管理人员除了香港师傅外，就是国内的一些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厂里面被称做工程师，无论他们实际上有没有定工程师职称，反正都是叫“工程师”。在港资厂，工程师的地位低于“师傅”。没办法，不服不行，工程师的动手能力确实比“师傅”差。
在当时，生产电话机也能算得上是高科技，但是黄老板做的是来料加工业务，两头朝外，并不需要自己设计和计算，所以内地招聘来的大学生其实就是协助香港师傅管理，工程师的地位当然比“师傅”低。
香港师傅当时看不起大陆人，原因是大陆人技术太差。厂里面大学生也看不起香港人，原因是香港人没文化，连欧姆定律都不知道。黄老板一直想缓和这种矛盾，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聂大跃来了之后，这个矛盾才解开。
聂大跃来了之后把香港的师傅全部镇住了。聂大跃的动手能力比他们强。并且他还知道欧姆定律，知道公制与英制的相互换算。在黄老板眼睛里，他既是师傅，也是工程师。
黄老板请聂大跃吃饭，问：为什么你行他们不行？
“他们”指的是厂里的那些大学生。
聂大跃说：“你这里需要的是技术工人，不是工程师。”
黄老板瞪着大眼，没理解。
聂大跃进一步解释：“如果动手，把配件安装在一起，焊接上，技术工人比工程师强。”
这一下黄老板似乎听懂了，但很快又糊涂了，眼珠子转了一圈，说：“不对呀，我这里有你们大陆的很多技术工人呀，他们怎么也不行？”
聂大跃笑。黄老板问他笑什么。
聂大跃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是技术工人，是农民，是农民就不是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一定是在城市里的，在工厂里的。”
聂大跃的话要是放在今天或许有点绝对了，但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确实是这样的。技术工人首先是工人，如果连工人都不是，怎么能说是“技术工人”？而在当时，“工人”肯定是城市人，农村人不叫“工人”，叫“农民”。
黄老板琢磨了半天，问。“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城市的而是农村的呢？”
“看身份证。”聂大跃说。
“看身份证？”黄老板还是不理解，“身份证上面没有写着他原来是工人还是农民呀？”
聂大跃笑。
“你笑什么？”黄老板问。
“您看不出来，”聂大跃说，“但是我一看就知道。”
黄老板点点头，这下胜读十年书了。于是决定好钢用在刀刃上，立刻提拔聂大跃为主管，首先管人事。
在聂大跃当上主管之后，给胡娅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希望胡娅沁能跟他一起来深圳。
胡娅沁对聂大跃还是有感情的，事实上，任何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结发夫妻都是有感情基础的。胡娅沁后来还真的来的深圳，是请假来的，只呆了一个月就回去了。胡娅沁与聂大跃不一样，胡娅沁是矿上的人，舍不得轻易放弃这个好职业，再说胡娅沁感觉黄荣发的这个电话机厂比稀土矿差远了，连稀土矿的一个小车间都比不上，夫妻俩把一辈子的希望都押给它也太不理性了。于是胡娅沁到底还是回去了。回去以后的胡娅沁决定不辜负父母的殷切希望，继续埋头读书，终于获得了函授大学的大专文凭，也算是没有虚度年华。
取得大专文凭的胡娅沁并没有抛弃丈夫，但是也没有要孩子，因此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存在得不彻底，算是边缘状态吧，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让聂大跃有了自己的事业，很可能他们早就离婚了。

10.聂大跃的机遇发生在1991年，深圳发行新股

聂大跃的机遇发生在1991年，深圳发行新股，凭身份证抽签，一个身份证只能购买一张申购表。聂大跃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一张表的中签机会太少了，于是他很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跟黄老板请假回去一次，理由是想老婆。
黄荣发是过来人，理解男人想老婆的滋味。于是劝聂大跃不要太死心眼，厂里面这么多打工妹，个个水灵，不如就近找一个做女朋友算了。黄荣发的意思大概是含蓄地说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不水灵，但是没有明说。聂大跃不说话，仍然说要回去，最后黄荣发只好答应他回岳洲探亲几日。
聂大跃因此就感到了资本家的人情味。在内地，无论是国营单位还是集体单位，“乱搞男女关系”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单位”的职能之一好像就是防止男女职工之间乱搞男女关系。因为国家的法律对“乱搞男女关系”好像还比较宽松，所以必须要单位这一环节来严防死守。那时候，如果像聂大跃这样在单位做一个主管，跟下面哪个女工有男女关系了，除非单位不知道，一旦知道，轻者行政处分，重则开除公职，要是赶上严打，送去劳改劳教也未必不可。所以，那时候的女孩子或者是女人甚至是自己的老婆，遇上这一类的事情，威胁男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闹到他单位去”。只要一说“闹到单位去”，男人马上就就范。现在倒好，作为“单位一把手”的黄荣发，竟然鼓动聂大跃在打工妹当中找一个相好的，聂大跃只能从正面理解，理解成是资本家的“人情味”。
聂大跃回去之后与父母和妹妹匆忙见了一面，丢下一些礼物，还没有让母亲看够，就赶到矿上，去见他的老婆胡娅沁。
聂大跃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是毕竟在深圳做了几年的主管，刚开始是主管人事，后来又管定单，现在更是管全面，而且他的半吊子电大管理专业和“师傅”般的动手能力，在黄荣发的港资厂居然得心应手，实际已经成为几百号人工厂的“二把手”。这些年不但赚了一些钱，而且自信心更增添不少，所以，再去见岳父岳母也没了往日的胆怯，相反，倒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慷慨。
见到夫人，却发现胡娅沁已经有了变化。而且是由外至内的彻底变化。
从外部看，胡娅沁架起了一副眼镜，很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从内部看，平坦的胸部上居然拱了起来。聂大跃非常惊喜，打开一看，原来拱起的不是乳房，而是海面垫子。尽管如此，看上去比以前好多了，倒是胡娅沁自己不好意思，说：“听说生了孩子就好了。”虽然不能肯定这话能当真，但聂大跃还是决定尝试一次，于是，他们共同努力，争取完成这项早就该完成的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任务。
大约是心中有底气的缘故，更有可能是现在交通发达了，聂大跃从城关到稀土矿有直达的中巴，不需要骑自行车，没有被累“疲软”，总之，这一次他与胡娅沁“配合”得相当成功。在“配合”过程中，聂大跃非但没有小心谨慎，而且故意弄出响声，恨不能让岳父岳母听清楚。
这是聂大跃结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理直气壮行使自己作为丈夫的权力，因此行使得彻底，行使的畅快淋漓。在这个过程中，聂大跃突然体味到为什么夫妻双方互称“配偶”了。原来意义在这里。配偶的关键字是“配”，交配的“配”。

完成“配合”任务之后，聂大跃回到已经阔别多年的东方红人民公社。尽管人民公社早就撤消了，但是“东头”这个称呼依旧。聂大跃在火车站租了一辆小面包，直奔当年他插队的那个村。
聂大跃现在虽然算不上大款，但是算个“小款”绰绰有余。
村里面见聂大跃是包着车来的，见面之后又是烟又是酒又是糖，于是活也不做了，全部集中到队长家。按乡下的规矩，见面有份。
聂大跃说明来意。当然，他说的笼统，就说是要身份证办公司用，没有具体地说是要拿去抽签买股票。老队长见聂大跃专门孝敬给他的那一条香烟和两瓶烧酒，当场就掏出自己和老伴的身份证，递给聂大跃，说：“拿去，反正我要了也没有用。”
聂大跃接过来，又递上五十块钱。
“这是什么意思？”老队长问。好像有点不高兴，嫌聂大跃见外了。或者是假装嫌聂大跃见外。
“不是见外，”聂大跃说，“身份证您还是要有的，去乡里面补办一张，就说原来这个丢了，办一张六块钱。”
“那也用不了这多呀。”
“剩下的您老留着喝酒。”
村民见有利可图，奉贤踊跃，恨就恨消息突然，否则应该事先应该把亲戚朋友的身份证多收集一些，说不定还能发笔财。
当天下午，聂大跃就收集了一百多张，身上没敢一次带那么多钱，要不然还能再收一些。第二天在城关叫了以前的两个同学陪着来，直到把钱用光为止。
这几百张身份证后来全部参加抽签，为聂大跃带来了几十万的收益。其实当时他手中没有那么多的钱，还被迫卖掉一些中签表格，否则赚得更多。

人的思想其实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因为人的思想最容易受金钱的左右，身上的钱多了，思想就要发生变化。
有了钱之后，聂大跃就不满足于在黄荣发手下做“二把手”了，因为这是私营企业，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的距离太大，所以他想到了自己当老板。
干些什么呢？当老板其实太容易了，如果成立公司是当老板的标志，那么只要花上几千块钱，立马就有中介机构帮你实现愿望。如果说有间办公室就是当老板的标志，那更容易，连中介机构都可以免了，直接租房子买家具，自己给自己按一个老板台，当场就像大老板。其实也不仅是“像”，深圳还真有人这么做老板的。但是聂大跃要当的不是这样的老板，或许他是劳苦命，这样的老板他也做不了。
聂大跃当初的思想还局限在他那个圈子之内。
聂大跃找黄老板商量，希望自己开一个专门生产电话机塑料壳的工厂。

在聂大跃给黄荣发打工的这几年里面，中国的电信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在中国，电话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眨眼，仅仅几年就变成老百姓家的日常用品了。黄荣发原来那个完全是两头在外的电话机厂，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的电话机生产企业。受着香港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深圳的企业与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不一样。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大企业是大而全，小企业是小而全，不仅各个生产环节一个不少，甚至连学校、医院、幼儿园都包括在内。深圳不是，深圳的企业不仅是“纯企业”，而且是协作型的，或者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深圳的大多数企业是相当于把内地的企业按每个车间每个工序分开，地建一个一个的工厂，分工合作，专业生产，以市场为纽带，以利益为中心，共同发展。很多年之后，中国的国企改革提出“化小核算单位，实行内部银行化管理”等等，其实就是这样做的。
聂大跃找黄荣发商量，他自己开一个塑胶厂，专门为黄老板生产配套的塑料机壳。
聂大跃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谓恰倒好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生产的电话机老是遭到客户的投诉，主要原因就是出在机壳上。聂大跃曾经陪着黄荣发多次跟供货商交涉，但是收效不大。主要原因是现在电话机产量激增，深圳生产的电话机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而且供应国外市场，一时间电话机塑料壳供不应求，于是塑胶厂对客户的投诉并不像以前那样上心。前段时间，聂大跃还曾经跟老板建议：不行我们自己上一个塑胶厂？老板考虑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因为老板自己不懂塑胶生产，特别是开模，需要用到点火花和线切割，老板更是一窍不通，如果硬着头皮上，将来这一块必须全部依靠聂大跃，对于老板来说，如果某一项业务完全依靠下面一个打工的，那将是相当危险的。黄荣发对于怎么开模不懂，但是对于怎么当老板他比聂大跃懂，所以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当聂大跃将自己开塑胶厂的想法告诉黄荣发之后，黄荣发问：你让我帮什么忙？
聂大跃说：第一是租用你那两跨厂房，租金用货款抵。
“没问题。”黄荣发说，“第二呢？”
“第二是我只能付注塑机一半的款，所以需要你担保一下。”聂大跃说。
黄老板没有说话，他在想。
“反正我的一切都是在你厂里面，跑不了。”聂大跃说。
“那也是有风险的呀。”黄老板说，“说‘跑’难听了。可要是你失败了呢？比如你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呢？那么我损失一点房租到无所谓，但是注塑机那一半的钱不是要我替你背着？”
“不会的。”聂大跃说，“您对我还不了解吗？没有把握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即使发生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还是我的损失比你大呀。”
“所以我说有风险的啦。”黄老板说。
“那您说怎么办吧。”聂大跃问。
黄荣发又不说话了。
聂大跃再问。
黄荣发说：“第一，你要用你的全部资产反担保，第二，厂房租金免了，我占百分之十股份。”
“反担保可以，”聂大跃说，“但是占股份不行。”
“为什么？”黄老板问。
“是你自己教我的。”
“我教你什么了？”
“你说过，”聂大跃说，“你说朋友宁可合用一个老婆，也不能合做一单生意。”
“哈哈哈哈-----”黄荣发大笑，笑够了之后，黄老板问：“假如我不答应呢？”
这一次该聂大跃笑了。聂大跃笑得没有那么张扬。笑过之后，聂大跃说：“我马上辞职，找其他老板合作。”
“好！”黄荣发说，“我放心了。做老板就是要有信心有决心有原则，该让步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让步，该坚持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你已经具备了做老板的素质。你肯定会做的比我更好！”
在聂大跃创业最关键的时刻，黄老板支持了他。其实幸亏黄老板支持了他，如果黄老板没有支持他，聂大跃当初有可能放弃。因为恰好在哪个时候，胡娅沁告诉聂大跃：她怀孕了。另外他妹妹聂小雨高考达到大专分数线，如果要上本科，也需要一笔钱。要不是黄老板支持，聂大跃的钱可能用在其他地方了。
黄荣发不仅在关键的时刻支持了聂大跃，而且他关于聂大跃的预言十分正确。事实上，聂大跃很快就青出于蓝胜于蓝，到1995年前后，深圳电话生产已经进入微利阶段，聂大跃比黄老板早一步看清楚市场发生的微妙变化，率先转产搞起了VCD，就是杜治洪后来在联宜会上说的那个“安视”牌产品。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黄荣发的电话机生产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加上对回归之后的政策不放心，决定移民新加坡，干脆将整个工厂兑给聂大跃，使聂大跃第一次拥有了厂房属于自己的工厂。胡娅沁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与聂大跃离婚的，理由是她怀疑聂大跃在深圳有了别的女人。
（未完待续）

好文章，希望尽快贴完！！！！！

人家都说上山下乡多么可怕，其实也就是忆苦饭罢了，未必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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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11.离婚给你1百万

虽然是胡娅沁首先提出的，但也未必不合聂大跃的心意。说实话，最后似乎是聂大跃占据了主动。
他们夫妻的关系相当一般。在聂大跃的眼睛里，他的老婆胡娅沁更是非常一般。不仅相貌一般，而且思想一般。不错，当初他们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是聂大跃主动的，但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并不代表聂大跃从骨子里喜欢胡娅沁这个人，加上当初胡娅沁头上罩着一个美丽的光环——“矿上”，更进一步调动了聂大跃及其全家的热情，现在，这个光环正日益失去往日的风采，加上聂大跃现在是深圳的大老板，本身光彩夺目，再耀眼的光环到他这里也不可能在显示当年的威力，所以，他现在对胡娅沁的认识也就回归真实了。即便如此，如果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岳父岳母不是设置那么多的障碍，不是那么伤害聂大跃的尊严，或者如果在聂大跃去深圳之后胡娅沁能跟着他，那么，两个人的婚姻也还是能维持下去。可这么多的“如果”不仅发生了，而且还在变本加厉，所以，聂大跃对胡娅沁也已经难以容忍了，这时候胡娅沁主动提出离婚，不是正合聂大跃的心意吗？
聂大跃最不能容忍的是胡娅沁对待生活的态度。
胡娅沁明明只是函授大专毕业，最多就能算一个小知识分子，却偏要以大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胡娅沁函授学的是英语，取得大专文凭后，得益于父母的关系，从矿上化验室调到资料室，后来碰上转干的机会，从工人身份转变成了干部身份，并且有了技术职称，再后来就利用工作之便，经常翻译一些东西在杂志上发表。尽管有人说那些东西主要是她父亲帮着翻译的，但至少她是参与的，并且杂志上是她的署名，所以，胡娅沁有理由骄傲，有理由按照大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
或许，胡娅沁属于那种事业心特别重的女人，但是事业心有时候就是虚荣心。为了事业，她没有跟随聂大跃来深圳，而选择了与丈夫长期分居。直到他们离婚之后，聂大跃的妹妹聂小雨才总结出胡娅沁的症结所在：被她父母教育傻了，一直以她父母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她对“事业”的追求其实是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或者是为了让父母为她骄傲。
按照大知识分子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胡娅沁虽然聂大跃这个丈夫并不在意，但是她也绝不能容忍自己丈夫的身边有别的女人。按照胡娅沁自己后来对聂小雨说的，当初她嫁给聂大跃更多的是出于同情，对聂大跃的同情，也包括对他们母亲的同情，即便如此，如果聂大跃能够好好地待她，她也根本不会打算与聂大跃离婚，但是既然现在他已经有了别的女人，那么她就一定要退出来，这是尊严问题。所以，现在胡娅沁已经正式地提出与聂大跃离婚。
聂大跃不怕离婚，但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另外的女人，这样，两个人只要一接触，哪怕不是当面接触，而只是通个电话，都要吵架。这样吵了一段时间之后，聂大跃就突然想明白了，再争论关于他在深圳有没有另外的女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就是离婚嘛，离了就是，说他在深圳有另外的女人，无非是想在分割财产的问题上占据主动罢了。想通了之后，聂大跃就不吵了，直接问胡娅沁：“什么条件？”
“什么‘什么条件’”？胡娅沁反问。
聂大跃心里鄙视：装什么装！
停顿了一下，呼出一口气，聂大跃说：“我们离婚你要什么条件？”
“没有什么条件，”胡娅沁说，“只要给我自由就行。”
听口气，仿佛聂大跃这些年一直是在软禁她。
说得好听，聂大跃想，没什么条件你提出离婚干什么？没条件你硬要说我在深圳有另外的女人干什么。
尽管心里这么想，但聂大跃还是不想与她争执，只要能顺利解决问题就行，于是说：“总得有点条件吧。”
在此之前，聂大跃还跟妹妹聂小雨讨论过这事，妹妹也不反对哥哥离婚，但是她怕胡娅沁提出分走一半资产，并说如果那样，宁可不离婚。所以，现在胡娅沁说没有条件反而使聂大跃怀疑她有更大的条件。根据聂大跃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女人凡是说不要钱的，那就是有更大的目标。聂大跃不怕给钱，但是怕更大的目标，因为那个目标大到多少他不知道，所以才可怕。不过，对于胡娅沁聂大跃不是很怕，因为他跟聂小雨已经商量好了，如果胡娅沁提出分走一半资产，免谈。
“我要儿子。”胡娅沁说。
“就这些？”
“就这些。”
“就不要一些钱？”聂大跃问。
胡娅沁回答：“我有一双勤劳的手和一副健全的大脑，我能养活自己的儿子。”
聂大跃看着胡娅沁，疑惑了。按照他的理解，既然胡娅沁主动提出和他离婚，那么十有八九是另外有人了，否则中年女人不会无缘无故主动提出和丈夫离婚的，既然如此，那么当然就不会要求带儿子，将心比心，就是聂大跃自己，如果和胡娅沁离婚之后再结婚，也不愿意再娶一个带着儿子的离异女人，所以，聂大跃以为胡娅沁一定将儿子推给他，并且他也做好了把儿子接过来的准备，他万万没想到胡娅沁竟然提出要儿子。
聂大跃又想，要儿子就等于要资产，因为聂大跃就这么一个儿子，自己的事业做得再大，将来全部的资产还是要继承给儿子的，胡娅沁口口声声说不要钱，却提出来要儿子，还不是绕着弯子要他的全部资产嘛。聂大跃说不行，儿子是我的命根子。
“是你的命根子？”胡娅沁嘲笑说，“你为他开过几次家长会？半夜发烧的时候你背他去过几次矿上医院？你知道他是怎么样从会站立到会蹬下再站起来的吗？你理解他被小朋友欺负之后多么盼望着爸爸能站在他身后为他叉着腰吗？你没有！你一次都没有！现在儿子大了，你倒说是你的命根子了，你好意思说这话吗？！”
聂大跃额头出汗，无话可说。他承认胡娅沁说的都对，承认这些年考虑自己的事情多，考虑儿子的时间少，自己现在终于有自己的事业了，成了老板了，确实得到了许多，但失去的永远失去，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宁可事业发展慢一点，宁可少赚一些钱，也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儿子身上，或者干脆自己的态度坚决一点，坚决要求胡娅沁辞去矿上的工作带着儿子随他一起在深圳生活，可时光是不可能倒流的，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犯下的错误，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在中年或老年来弥补。更让聂大跃沮丧的是，他印象中那么柔弱的胡娅沁竟然这么能说，灵牙俐齿，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凤姐，自己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或许胡娅沁以前并不是这样，而是最近几年练就的？最近几年她基本上就在矿上，又怎么能够练就这副本领？聂大跃感叹时代的变化之快，感叹岁月的无情，感叹自己以前对自己的老婆确实是太忽视了。
又拖了一段时间，聂大跃自己慢慢想通了。想着儿子总归是我儿子，不论现在判给我还是判给胡娅沁，始终都是我儿子，这是血缘关系，是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即便儿子现在受他母亲和外婆外公的影响，对我的感情淡一些，但等他大了，等他自己成为“爸爸”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会慢慢变化了，如果不变，那也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呀。于是，聂大跃最后答应胡娅沁的要求，同意儿子判给他，同时主动说：“你多少还是要点钱吧，一百万够不够？”
“你少来这一套！”胡娅沁说，“我说不要就是不要。但是儿子归我。”
这下聂大跃真的没有话说了。只能相信一个人如果长期按大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时间长了，真就能变成大知识分子了。比如胡娅沁。
聂大跃想好讲好散，看在儿子的份上，也不想与胡娅沁闹得太僵，于是就想找写轻松的话说。调侃到：“你是不是打算让我一辈子欠你的？”
但胡娅沁并不领情，她从鼻子眼里面哼了一声，说：“只有你们那种家庭的人才能有这种想法。你欠我的多着呢。你以为给一百万就不欠我的了？告诉你聂大跃，如果我真想贪你的钱，要的就不是一百万，我可以分走你一半的资产，你信不信？！”
这下，聂大跃彻底没话说了，所有需要表达的思想全部通过额头上的汗珠充分表达出来。

12.一份虚假的财务报表

根据秦石峰的建议，聂大跃决定招聘一名总经理来协助他管理岳鹏实业。由于这次不是一般的招聘，所以聂大跃特别重视，没有去人才市场，专门在《深圳特区报》做了广告。是那种8×24厘米的中等广告。这种广告如果用在房地产行业新楼盘销售方面属于小广告，但用在人才招聘上就是大广告，常常只有富士康或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公司才采用。但聂大跃大事不小气，为了能招聘到一个理想的总经理，他不惜多花广告费。
广告登出来之后，马上就接到了电话，不过这个电话不是应聘者打来的，而是深圳市人才市场打来的。人才市场说岳鹏实业这样没有经过允许就直接在报纸上打广告是违法的，念你们是初犯，赶快来补办手续，否则要罚款。聂大跃不知道作为法人地位的公司自己在报纸上打广告招聘总经理犯着哪门子法，他问聂小雨，聂小雨在大学里上过法律常识课，但人才市场所说的法律显然不属于常识范围，所以聂小雨也弄不清楚。聂大跃还想打电话问问其他朋友，聂小雨说算了，补办就补办吧，不就是交几百块钱嘛。于是就去补办了。
补办了人才市场的手续后，确切地说应该是补缴了一定的费用之后，又陆续接到一些不相干的电话，比如问要不要做挂历呀，要不要搞ISO900认证呀，甚至问要不要虚开增值税呀，总之，全是拉业务的。
聂小雨问：是不是我们广告上把岳鹏实业暗示得太好了？
聂大跃没有正面回答聂小雨，他也在想这个问题。广告是秦石峰策划的，秦石峰对聂大跃说过，说招聘广告策划得好，也可以变相地成为企业形象广告。看来他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既然人怕出名猪怕壮，那么企业如果形象上去了会不会也有副作用呀？
排除各种料想不到的烦扰后，招聘工作总算正式开始了。第一个环节就是接听应聘者的电话。这也是要有水平的，要能从电话中了解和判断出对方的一些基本情况，还要给对方树立本公司的良好的形象，所以应聘电话一律由聂小雨亲自接的。聂小雨的大学没有白上，直接用英语接电话，对方只有过了这一关，才通知面试。
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一招很灵，起码挡驾了百分之八十充数的“滥竽”。如今什么东西都有假，人才中的假货更是少不料。不但履历可以作假，而且文凭也可以作假。假文凭有时候做得比真文凭象，想也知道，既然人民币都能造假，文凭当然更能造假，造假文凭总比造假人民币容易吧。文凭虽然可以造假，但是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造不了假，所以那些天聂小雨相当于把自己当成一张筛子，先把真假人才区分开来，然后才挑选。
经过如此一番折腾，最后总算招聘到一个合格的总经理。
总经理是从最后十一个人选中选拔的，姓陆，叫陆大伟，大连人，中国第一代MBA，三十四岁，曾经在外资企业和国内的几个大型企业担任过高级职务。是不是吹牛不敢说，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是肯定的，聂小雨跟他用英语当面对了话，秦石峰与他谈论了巴非特，他都能应付，看来假不了。特别是气质，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肯定是人才，不是正才就是歪才，歪才也是才。聂大跃决定试用，同时将前二至五名的竞争者资料留下，以待备用。
聂大跃对整个招聘工作结果比较满意，功劳记在秦石峰的头上。他对魏长青说：看来秦石峰这小子是有两下子，给我提的几个建议都不错。
魏长青说：他是不是看上你妹妹了？
聂大跃说：谁知道呢，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聂大跃其实是知道的，知道秦石峰确实是看上聂小雨了。但是这一次关于招聘总经理的建议秦石峰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因为新来的总经理陆大伟很快也看上聂小雨了。所以秦石峰的行为算是印证了那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陆大伟对搞实业确实不陌生，不仅懂管理，而且还懂经营，对市场有感觉。刚来不久，就提出了许多改进经营与管理的建议。其中的一项建议是战略性的，最有价值。这项建议是：根据现在VCD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一实际情况，建议压缩生产线，集中精力开发高科技含量更高的新产品，将岳鹏实业包装成具有实力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申请“二板”上市。被压缩的生产线搬迁到关外，现在的厂区改作商业用途，获取更大的利润。
陆大伟的报告是交给聂小雨的。按道理陆大伟在公司里的职务比聂小雨高，他的上司应该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聂大跃，所以陆大伟有什么报告应该直接呈送给聂大跃，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陆大伟认为，既然聂小雨是第一个接待他应聘的人，所以他就应该把聂小雨也当作老板。陆大伟能够这样做，说明他当职业经理已经当得相当成熟，或者说已经当“油”了，知道怎样摆正自己的位置，知道怎样处理老板和老板亲戚之间的关系。当然，陆大伟能够这样做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可能看上聂小雨了，于是故意制造更多与聂小雨接触的机会，并给她留下好印象。
果然，聂小雨看完陆大伟的建议之后佩服得不得了，马上转交给聂大跃，并且加上自己的观点，说：我们这个厂区现在已经变成市中心了，旁边的工业用地都已经商业化，如果我们能把它改成商业用地，什么事不做，一分钱不掏，就是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将来分楼盘也赚大钱了。并说这个陆总看来真的招对了。
看着陆大伟的报告，听着聂小雨的议论，聂大跃心里非常高兴，但是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决定召开第一次公司管理决策委员会正式会议。这个管理决策委员会也是聂大跃听从秦石峰的建议成立的，但是自打成立以来并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这次破例召开，既体现了聂大跃对陆大伟意见的重视，又算是对秦石峰建议的采纳，可见，聂大跃是会搞平衡的。
岳鹏实业的管理决策委员会成员除了公司部门正职经理以上管理人员外，还邀请了公司之外的两个人参加，这两个人就是秦石峰和魏长青。请秦石峰担任会员没有什么可说，这个委员会本来就是根据他的建议设立的，所以他不但是委员，而且是重要骨干，至于请魏长青担任委员，主要是出于人情考虑，自打魏长青按照秦石峰的建议把咖啡屋兑出去之后，他们三个人好像就没有了聚会的场所和理由，于是还是秦石峰建议：把石兄也请来当委员吧。秦石峰这样一说，聂大跃当然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反正也是无所谓的事情，于是魏长青也成了聂大跃岳鹏实业的管理决策委员会委员。
对于魏长青稀里糊涂地把咖啡屋兑出去的事情，聂大跃总觉得他欠考虑，甚至觉得不妥，所以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还问魏长青为什么这么做？魏长青瞪着大眼看了聂大跃好长时间，说：“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于是聂大跃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自己当初确实是说了“好主意”，弄了半天还是自己稀里糊涂，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对魏长青有了一份责任。
陆大伟的报告得到全体委员的一致支持，连他的情敌秦石峰都不例外。当然，还有可能是秦石峰当时并不知道陆大伟是他的情敌。

报告通过之后，聂大跃组织实施，并且让陆大伟担任实施小组组长，聂小雨魏长青配合工作。这样，陆大伟就更有机会天天沐浴在聂小雨的灿烂当中。
陆大伟首先跟聂小雨跑到关外找厂房。关外的厂房比关内便宜，员工的工资也相对低一点，这样，对于生产性企业来说，把工厂设在关外自然就能节约成本。陆大伟对聂小雨说：产品的竞争最主要的就是表现为价格竞争，而价格竞争实质上是成本的竞争。陆大伟对聂小雨非常有耐心，怕她听不懂，还专门用图表向她解释。聂小雨不傻，知道这个新来的陆总喜欢上自己了，于是她自己心里面就蛮得意。
厂房找好之后他们就要跟业主签租赁合同，陆大伟很老道，没有说是搬迁，只含含糊糊地说建厂，因此要求业主给三个月免租期，业主不同意，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业主同意一个半月的免租期，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多少装修，只花了半个月就搬迁完了。并且由于是整体搬迁，不存在调试问题，所以等于白白节省了一个月的房租。
聂小雨把这些情况毫无保留甚至添油加醋地向聂大跃汇报了。聂大跃虽然并不是很在意这一个月的房租，但是他已经相信这个陆大伟不光是嘴巴上有一套，实际工作经验也不错，于是，对陆大伟的信任又增加了一分。
聂大跃当然也看出来陆大伟对聂小雨的意思，其实只要不是傻瓜都能看出来。聂小雨年轻漂亮有知识，又是“二老板”，所以她有理由更加自信与坦然，这样的女孩正常的男人都应该喜欢她，不喜欢反而不正常了。这些年在商场上的摔打，给聂大跃最大的体会就是竞争，做什么都要有竞争，凡是经过激烈竞争得到的结果都比没有经过竞争的好，选妹夫也不例外，所以，聂大跃对于陆大伟的表现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暗暗高兴。
直到这时候，秦石峰才如梦初醒，赶紧采取补救措施。
措施之一是加快落实他上次建议的从银行贷款再存入证券公司的事宜，并且提出要公司派得力的人专门协助他。
他几乎就要说“就派聂小雨吧”，但终究没有好意思开口，所以聂大跃就指示财务部门全力配合秦石峰的工作。秦石峰有苦说不出。但是他还是决定全力以赴办成这件事。秦石峰认为，老板都是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只要自己能给岳鹏事业带来实际经济利益，聂大跃的天平一定会向他这边倾斜。
财务经理按秦石峰的要求整了一份虚假的财务报表，同时担心地问：这行吗？
秦石峰说：“也就是骗骗银行吧。”
财务经理又问：“那么审计呢？”
秦石峰说：“审计费是按资产总量收取的，审五百万是审，审一个亿也是审，会计师事务所巴不得每单审计都是几个亿，还有什么通不过的？别说岳鹏这样实打实的实业公司，就是外面大把的皮包公司甚至是纯粹的‘壳公司’，也没听说审计不了的呀。”
财务经理有同学在会计师事务所，于是打了一个电话，对方果然马上就屁颠颠地找上门来，不仅审计顺利通过，事成之后还感谢了财务经理一顿。财务经理服了。
既然有正规的审计报告和证券公司做担保，银行很顺利地放贷两千五百万给岳鹏实业，但这些钱只是在岳鹏实业的帐上走了一圈，马上就进入秦石峰的证券公司，委托理财合同在贷款协议之前就签好了。
聂大跃问：“不是说好要五千万的吗，怎么改成两千五百万了？”
秦石峰说：“三千万以上要报总行批，不是麻烦嘛，分两次就行了。”
第二笔两千五百万下来了，这一次支行行长提了个小要求：拿出五百万作为私人储蓄再存回银行。陆大伟不明白，问：“这不是发神经病吗？刚贷出来又存进去，白贴利息？！”
陆大伟的意思是想否定秦石峰的成绩，但是聂大跃却说：“算了，五百万的利差能有多少，卖个人情给行长。行长也是人，也要完成业绩，私人存款‘一算三’，我们这是帮他呢。”
聂大跃这样一说，陆大伟就不说话了。甚至在想：看来这个聂大跃蛮义气。
（未完待续）

大结局：

13.年轻的女人要是有钱，背景往往复杂

初战告捷，秦石峰信心大增。他感觉自己在与陆大伟的较量中已经微占上风，因为他完成的这项操作不仅需要热情与智慧，还特别需要手中的权力，至少这最后一条，陆大伟目前是肯定不会具备的。
信心大增的秦石峰准备启用第二步行动方案，那就是迅速把事情挑明，抢占制高点。秦石峰认为，只要关系挑明了，如果陆大伟再发动进攻，那么就有点不道德了，即使他不顾道德，或者是道德的标准不高，而硬要继续发动进攻，那么魏长青和聂大跃也一定会站在他这一边。不管怎么说，他们三个是老乡，是兄弟，知根知底，他们总不会向着外人。
在具体怎样挑明这个问题上，秦石峰着实动了一番脑筋。如果直接对聂小雨说，或者写情书，或者发信息，或者在电话里面说，当然也都是办法，但是秦石峰觉得这些都不是好办法。根据秦石峰的经验，别看聂小雨这样漂亮的女孩装成一副天真少女像，其实早就久经沙场了，恐怕从初中的时候就被男孩子追过，所以，一定要用新招，否则根本就达不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再说，直接挑明风险太大，万一被拒绝，不仅面子挂不住，而且还等于把路堵死了，弄不好还没法跟聂大跃做兄弟了。不行。
秦石峰决定起用一种古老的方式——明媒正娶。在二十一世纪的深圳采用明媒正娶的古老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真是一个非常大胆而有创意的举动。不要以为只有新东西才有新意，其实启用老古董的东西有时候更有新意。什么叫“新”？没有见识过的就是“新”。对聂小雨来说，任何新东西她都有可能见识过，惟独“明媒正娶”这个古老的方式她没见识过，所以，对于聂小雨来说，明媒正娶就是最保险的新招。
秦石峰决定找魏长青帮忙。他相信魏长青一定会帮这个忙。中国人本来就热衷于**之美，况且是兄弟之间呢。再说魏长青现在正式“上班”的地方就是秦石峰他们证券公司的大户室，托秦石峰的关照，他和万冬梅现在两个人拥有一个房间，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这阵子聂大跃请魏长青协助聂小雨帮着落实改变原厂房用地性质的事，魏长青经常跟聂小雨在一起，所以，魏长青正好有机会和聂小雨说话。
这一天趁聂大跃不在深圳，秦石峰请魏长青夫妇吃饭。魏长青和万冬梅欣然接受，但是提出他们一定要买单，理由是这段时间他们接受秦石峰的建议，在股市上赚了钱，高兴，也应该感谢秦石峰。秦石峰说，兄弟之间，无所谓。
三个人吃着喝着，秦石峰就夸起了魏长青，说石大哥运气真好，找了这么一个好嫂子，贤惠能干，又有模样。
说起来是夸魏长青，其实也是夸万冬梅，夸哪个都一样，人都是喜欢被别人夸的，特别是像秦石峰这样一拖二的夸奖，真正做到了事半功倍。魏长青夫妇都是谦虚的人，听了这番夸奖，谦虚了半天，还是红着脸接受了大部分赞美辞。
“模样谈不上，”魏长青说，“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模样不模样。”
听魏长青谦虚的意思，万冬梅年轻的时候模样确实不错。
“不对，”秦石峰说，“好就是好，与年纪没关系。”
这边万冬梅已经脸上发热，赶紧把嘴巴收紧一点，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嘴巴和她的胸部及屁股一样，都是偏大。胸部大了当然是美，屁股大可以理解为性感，惟有嘴巴大了总不是好事，并且万冬梅的大嘴与美国女明星梦丽娜安露还不一样，梦丽娜安露的大嘴与她的整个脸型和其他四官配合得不错，特别是大嘴里面色泽和湿润，很容易让男人联想到女人通向自己体内的另一个器官，所以梦丽娜安露的大嘴被美国男人理解为性感，可万冬梅的大嘴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就是一种粗旷的大，大得不精致，所以，这时候要收紧一点，并且让两边的嘴角微微向上翘一点，这样就好看一些。
那边魏长青已经接着刚才被秦石峰打断的话，继续说：“不过你嫂子贤惠和能干到是真的。”
“不仅贤惠能干，”秦石峰说，“而且一点都不张扬，好。”
“好好好，喝酒。”魏长青说。
“我真的很羡慕大哥呀。”秦石峰说。
秦石峰说这话的时候，仿佛已经半醉，或者是故意装做半醉，所以听起来更真诚。
魏长青和万冬梅对了一下眼神，然后问：“老弟这么有才气，怎么也不找一个女朋友？”
魏长青在这样说的时候，就想起秦石峰当初带到他咖啡屋的女人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而没有和秦石峰年纪相仿的，这么想着，魏长青就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老婆，仿佛是因为秦石峰刚才夸万冬梅夸过分了，令魏长青怀疑他是不是有恋母情结。
“找过，”秦石峰说，“以前找过。但是现在不敢了。”
“为什么？”魏长青问。魏长青的老婆万冬梅虽然没有问，但是两个眼睛瞪的老大，也等于是在问。
“这里是深圳。”秦石峰说。
“那又怎么了？”魏长青问。
“不瞒大哥大嫂，”秦石峰说，“像我这个条件，在深圳也用不着找女朋友，自然就有女朋友找我。”
魏长青郑重地点点头，表示他信，但万冬梅却忍不住笑出来，因为她从来没有听人这样自己夸自己的。
“大嫂你不要笑，”秦石峰说，“真的。”
万冬梅这才收起笑，学着丈夫魏长青的样子，认真地点头，表示她信。
“但是谁知道他们是真看上我的人呢还是看上我的钱？”秦石峰问。
秦石峰这样一问还真把魏长青夫妇问住了，夫妻两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那也不一定。”万冬梅说。
“是不一定，”秦石峰说，“所以我说不知道。”
万冬梅大约是女人向着女人，所以她不同意秦石峰的说法。万冬梅说：“深圳有些女人自己就是很有钱的呀，她们还怕男人骗她们的钱呢。”
魏长青瞪万冬梅一眼，责备他不该和秦石峰反着说。可秦石峰自己似乎并不在意，听了万冬梅的观点之后，说：“大嫂讲得对。我有许多客户就是像大嫂这样有钱的女人，她们肯定不会骗我的钱，相反，是我看上她们的钱。她们有钱，是我的客户，委托我帮着他们理财，我从中提取交易费。我请她们喝咖啡没问题，但总不能娶她们做老婆吧？”
秦石峰几乎就要说“不能找一个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吧”。
秦石峰这样一说魏长青就明白过来了，明白以前秦石峰经常带一些大姐姐到他的咖啡屋来喝咖啡，敢情那些都是他的客户啊。
“也有许多年纪和你差不多大的女人很有钱呀。”万冬梅仍然在维护深圳有钱女人的形象。
“当然，”秦石峰说，“但是年轻的女人要是有钱，背景往往复杂。不复杂年纪轻轻的女孩怎么会有钱？所以最好是她不一定有钱，但是她至少不会是冲着我的钱。比如她爸爸呀或者是哥哥呀有钱。”
万冬梅还想反驳，魏长青已经听出猫腻来了。他拉拉万冬梅衣袖，不让她反驳，而是一个劲地笑。
“大哥笑什么？”秦石峰问。
魏长青仍然忍不住地笑，边笑边说：“你小子的意思该不是说最好就是聂小雨吧？”
经魏长青这样一说，万冬梅也反应过来了。
秦石峰经不住两个人一起笑，这时候已经满脸通红，幸好喝了酒，可以继续装。
“别装了，”魏长青说，“再装就让人家给叼跑了。你说你有啥心思跟大哥说不就行了吗？干吗费那么大劲？”
酒能遮丑，也可以壮胆。秦石峰借着酒劲。索性就皮厚一次，说：“那我就拜托大哥大嫂了！”说完，自己一干而尽，并且把酒杯举起来，再杯口朝下，给魏长青和万冬梅看，表明他的诚意。

14.买了B股之后，魏长青连大户室也不用去了

厂房由工业用地变为商业用地的报告已经呈上去，但何日批复遥遥无期。
秦石峰向聂大跃献计：缓办更好。
“为什么？”聂大跃问。
聂大跃担心秦石峰这是在故意拆陆大伟的台，因为把工厂搬迁到关外这个建议当初是陆大伟提出的。
秦石峰说：“如果批了就要补地价，那么一大笔钱，股市上可以做几个来回了。”
“那也不能不办呀。”聂大跃说。
聂大跃听了更加深了自己的怀疑，甚至有点讨厌秦石峰心里只有股票，并且总是想着压低别人抬高自己。
秦石峰本来想讨好，没想到适得其反。好在魏长青及时出来提秦石峰解围。
魏长青说：“秦石峰讲得有道理，缓批也不是坏事。”
秦石峰和聂大跃都看着他。但是眼神里面包含的内容不一样。秦石峰是感激，聂大跃是疑问，虽然没有说话，眼睛却在表达“怎么说？”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厂房先简单装修以下，”魏长青说，“然后隔成一个一个店铺，搞成一个专业市场，肯定见效快。八卦岭和华强北就是这么搞的，你看现在火的。”
聂大跃一愣，他发现自从咖啡屋兑出去之后，魏长青的精神好了许多，精神好了思想也就活了，或许秦石峰的建议真使老石受益非浅？如果那样，那么我当初随口说的“好主意”不是歪打正着了？
这样想着，聂大跃的心情就了好一些，问：“能行吗？”
“我看能行，”魏长青说，“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就行，工商局专业市场管理办公室肯定支持，如果再打上解决下岗职工就业的旗号，更是没的说了。”
聂大跃想了想，说：“既然你建议搞，那么交给你负责怎么样？”
魏长青没有说话。
秦石峰也支持魏长青的设想，并主动承担拿方案的任务。
秦石峰的方案出来了，方案建议在工厂的原址上稍微做一些改造建一个建材专业市场。报告分析了深圳现在人均住房面积及深圳人口增长的情况，指出深圳的人口增长与内地城市相比的特殊性。内地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而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和国家已经把计划生育当做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来看，今后内地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将非常缓慢，部分大城市甚至会出现负增长，但是深圳不一样，深圳良好的自然气候和人文环境以及高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不断地吸引内地优秀人才和海外回国人员来此发展，所以，深圳的人口增长将比内地城市快得多。这些人口大部分是年轻人，来了以后就要住房，过几年就要结婚，或者说要成家，而“成家”就需要商品房。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与之相关的房屋装修也肯定也会兴旺发达。报告甚至预言：今后人们可能每八年就要对自己的住房进行一次重新包装，或者是房屋调换，即使是调换，调换之后也还是也进行装修，所以，对建材的需求量将会大幅度增长。把原厂房搞成一间间店铺，再租给做建材生意的人开建材店，形成规模与气候，收益肯定不错。秦石峰还专门做了调查，认为租金定价为每平米一百一十元是有保证的。总共四千多平方米，一年收入就五百万，比生产VCD省心多了。
不知是不是为了跟陆大伟飚劲，秦石峰显然是在这份报告上下了大工夫。数据齐全，条理清晰，论证充分，用辞准确，格式规范，聂大跃一看就动心了。
经过这样一份报告，陆大伟关于老厂房该商业用途的建议就不是陆大伟一个人的功劳了，仿佛这功劳已经被秦石峰分去了一半，而且按照人总是看中最后结果的特点，秦石峰的那一半功劳似乎还要更大一些。陆大伟心里面觉得委屈，但是没有办法说出口，连个听众都没有，总不能把这种怨气对聂小雨说吧，可要是连聂小雨都不能说，那么能对谁说？

聂大跃再次邀请魏长青来帮他管理建材市场。上次的邀请是随口说说，不正式，这次是正式邀请。
魏长青说：“只要秦石峰保证股市上完全不用我操心，我就可以做。说实话，累惯了，天天让我呆在大户室那种地方我还真不自在。”
秦石峰笑着说：“要想完全不操心，我建议你全部买B股。”
魏长青没说话，习惯性地看看聂大跃，仿佛只有聂大跃的意见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意见，而他自己的意见反倒不着数了。
接受教训，这次聂大跃不敢走神了，因此没有稀里糊涂地说“好，好主意”，而是问秦石峰：“为什么？”
秦石峰说：“B股适合做长线，几乎完全不用操心，慢慢等着价值回归吧。”
魏长青仍然没有说话，还是看看聂大跃，他要等聂大跃发话。这倒不是魏长青不相信秦石峰，实在是秦石峰太年轻了，太年轻了总是让人不放心。
但是聂大跃还是没有搞清楚，所以他仍然没有发话，而是继续看着秦石峰。
秦石峰只好进一步解释：“同样一只股票，香港B股市场的价钱比大陆A股市场要低几倍，这完全是政策造成的，与基本面没有任何关系，但政策早晚会变的，因为这个政策不符合市场规律。”
聂大跃这下说话了，聂大跃问：“那你自己干吗不全部买B股？”
聂大跃的话显然表达了魏长青的意思，因为聂大跃问完这个问题后，魏长青冲着他们两个直点头。
秦石峰说：“我们自己并没有钱，我们的钱不是银行的就是客户的，怎么能做得了长期投资？如果我们压上个三五年，利息也会把本金吃完了，但学刚兄不一样，反正是自己的私房钱，压个几年也没关系，可以做长线。”
魏长青被他说动心了，问：“人民币能买B股吗？”
“不能，”秦石峰说，“但我们有办法。”
这一下聂大跃说了一句赞成的话：“他们要是连这个本事都没有，还能开证券公司？”
“那就这么办？”魏长青问。他显然是问聂大跃。聂大跃大约是觉得秦石峰说的有道理，或者是想着他正等着魏长青来张罗建材市场呢，所以点了点头。

买了B股之后，魏长青连大户室也不用去了，按照秦石峰的说法，慢慢等着价格回归吧。但是魏长青和万冬梅天生就是劳苦命，真要是闲在家里面反而更难受，于是也用不着聂大跃再动员了，夫妻双双自然就挑起了建材市场建设的大梁。
用原来的厂房改建成建材市场听起来容易，看起来也十分简单，不就是把厂房隔成一间一间的店铺嘛，其实真正做起来工作量还挺大。这件事情还幸亏魏长青万冬梅夫妇做，换上其他人可能还不行。比如陆大伟，比如聂小雨，比如秦石峰，甚至比如聂大跃自己，他们恐怕还都做不了。
万冬梅做小生意做惯了，泼辣的很。特别是跟那些做小装修的人打交道，万冬梅既能听得起脏话，也能掌握分寸，得心应手。
市场建设先是做了一个漂亮的门楼，门楼上面还留了广告位置，将来这些位置都是能卖钱的。门楼做好之后，把围墙和地面做好，做地面的同时也就是做停车厂。按照聂大跃的意思，附近没有停车厂，建材市场兼做停车厂也算是个额外的收益，所以停车厂是请专业队伍来施工的。本来万冬梅是打算马虎一点的，但是聂大跃坚持要专业队伍施工。专业队伍贵是贵一点，但是上档次，这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马虎不得。万冬梅也只好听他的。之后才是隔店铺、按卷闸门。至于每个店铺内部的装修，可以根据每个客户的具体要求来定，有些客户自己装修，他们就适当地补贴一些费用，双方皆大欢喜。
最后一项是招租。等到招租阶段，魏长青和万冬梅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这时候聂大跃聂小雨亲自出马。先是做广告，造声势，甚至把关外工厂里面一些有点模样的人叫过来，假扮成客户，当“托”，又找了一些中介机构，聂大跃和聂小雨还重点攻了几个大客户，最后总算把绝大部分铺面租出去了。
在攻关大客户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跟他们在签定正式的租赁合同之外，还另外搞了一个“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实际上是给他们免半年的租金，并且免费给他们一个广告牌。聂大跃以前只知道店大欺客，这次总算领教了客大欺店。没办法，做市场也是跟风的，大客户不进驻，小店主就不来租，为了吸引小店主，就必须哄着大客户，就必须忍受大客户的欺负。
建材市场总算正式开张了。
聂大跃专门请来专业市场管理办公室领导剪彩。秦石峰还神通广大地联系了诸多的建材生产厂家前来祝贺，许多厂家还请礼仪公司专门制作了巨大的气球，气球下面拖着很长的条幅，老远的地方都能看见。魏长青呼前忙后，好不热闹。倒是陆大伟躲得远远的，好象这里根本就没有他什么事。聂小雨最近发现，凡是有秦石峰出现的场合，陆大伟就尽量回避。聂小雨心软，知道这事与她自己有关，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她就设法安慰安慰陆大伟。聂小雨现在还没有想好自己到底打算嫁给他们中的哪一个，甚至还没有想好是不是马上嫁人，但是她对秦石峰有一点佩服和喜欢，对陆大伟有一点尊敬与同情，感情的天平经常两边摇摆。
建材市场开张之后，有人跟聂大跃反映，说魏长青的老婆假公济私，占用一块地方自己卖起了盒饭。聂大跃听了哈哈大笑，说万冬梅就是劳苦命，她要做就给她做吧，反正那么大的市场，也确实需要一个卖盒饭的，谁做不是做？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魏长青夫妇听了之后非常感动，更加卖力地为聂大跃管理建材市场，把聂大跃的生意完全当成了自己的生意。

15.

魏长青说话算话，他真的帮着秦石峰把意思挑明了。只可惜挑明的对象不是聂小雨，而是聂大跃，他把秦石峰的意思直接对聂大跃说了。
聂大跃想了想，说：“这个事情我不反对，其实我已经对你说过，我觉得秦石峰这个小伙子不错。但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好干预，要说就应该秦石峰自己跟小珍说呀，都什么年代了，还能包办？”
魏长青回头如实把情况跟秦石峰说了。秦石峰说：“谢谢，只要何大哥真是这么想的，就好办。”
说是就好办，但是对他不利的消息也有，那就是陆大伟打着“二板上市”的幌子，经常拉着聂小雨去跑的有关部门，并且常常一起在外面应酬。秦石峰知道，一男一女在一起的时间长了，难免生情，等到他们真的生情了，就是聂大跃真的希望自己的妹妹嫁给秦石峰，恐怕也难有回天之术。秦石峰很想对聂大跃说：“二板连影子都没有，折腾什么呀。”但是话到嘴边上又缩回来，觉得这样说话太没有水平了，于是就一直设想着另外的途径。
15
这一天，聂大跃意外地接到了杜治洪的电话。由于意外，他差一点就没有想起来“杜治洪”是谁，好在杜治洪及时地说了一句“最近市里面工作太忙，没顾得上与你联系”，才使聂大跃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从大班椅上站起来，说：“哎呀，是杜市长呀，您好您好！”
俩人说了一些闲话，杜治洪问：“关于下一步的发展，公司有什么打算？”
听杜治洪的口气，像岳鹏实业不是深圳的民营企业，而是他岳洲市国资办下面的国营单位了，需要市长大人亲自关怀。
“谢谢杜市长关心，”聂大跃说，“我们最近进行了战略调整，打算介入资本市场，准备二板上市。”
聂大跃也有虚荣心，他只能往大里说，并没有说到什么工厂搬到关外，这里建设建材市场正在对外招租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那好呀，”市长说，“介入资本市场这个思路非常有战略眼光啊。不过据我所知，二板市场何时开放还说不准，这方面争议非常大，你还不如直接买壳上市。”
聂大跃没想到杜市长懂得比他还多，再一想，本该如此，杜市长是大学毕业，又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干过那么多年，对政策的掌握是应该比我多，他说的“据我所知”那就是肯定如此了。
“好啊，您给我推荐推荐。”聂大跃说。
“别的不敢说，”杜市长说，“就说我们岳洲市内的稀土矿吧，最近也由国家有色总公司下放到地方上了，属于我这个一亩三分地里面的，你要是有兴趣，这个主我或许还能做。”
“是吗？”聂大跃说，“那太好了。”
聂大跃这最后一句话当然带有夸张的意义，但也不全是客套，想当初自己因为能够穿一双矿上的劳保皮鞋都光荣得不得了，如今竟然要考虑收购“岳洲稀土”了，说不激动是假的。

杜治洪市长的这个电话其实是秦石峰策划的。秦石峰专门研究股票的，关于国家有色总公司撤消，有色企业划归地方上的消息他可能比杜市长知道的都早。关于“岳洲稀土”这些年经营不善，负债太重，连年亏损，已经ST了的信息，他也非常清楚，只不过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操作性，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可以被他所利用的空间。这几天于天天想着怎么抗衡陆大伟，想着想着就开了窍，如果说服聂大跃去收购“岳洲稀土”，那么他就肯定不会再去搞什么“二板”了。并且收购“岳洲稀土”肯定需要证券公司配合，这样，自己又等于为证券公司接洽了一单大业务，两头讨好，讨好就等于“讨巧”，符合上河口人的性格。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经常跟聂小雨回岳洲，比陆大伟带着她跑市内的部门还要更上一层楼。
这么想着，秦石峰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兴奋得觉都不用睡了，干脆起来把思路理清楚。
秦石峰连夜打开电脑，调出“岳洲稀土”的资料，研究了最近几年“岳洲稀土”的年报，发现事实上“岳洲稀土”早已经资不低债了。这一发现使他兴奋异常，不亚于突然发觉陆大伟原来有一个老婆，而且老婆马上就要来深圳了。
第二天一早，秦石峰就联系上杜市长。秦石峰知道如今当领导的或者是当大老板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如果第一句话你不能抓住他，他很可能马上就告诉你他现在非常忙，这件事情你跟某某某说把，所以秦石峰认为第一句话非常重要。秦石峰虽然大学是学工的，研究生学的是金融，但是说话方式上已经掌握了当红作家的技巧：现在的人节奏快，长篇小说的第一段和短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必须抓人。秦石峰现在跟市长说话不可能是长篇，只能是短篇，说不定还是小短篇，所以第一句话就必须给市长最大的信息量。
秦石峰刚说：“杜市长，我是深圳某某证券公司的秦石峰。”
杜治洪说：“哎呀高总，你好”。
秦石峰还没有等到市长往下说，马上就给他灌信息：“深圳有公司对‘岳洲稀土’感兴趣，找到我，我分析了一下，觉得如果深圳的企业愿意出钱收购‘岳洲稀土’的部分股权，对我们岳洲是有好处的。”
市长果然被他的话抓住了。杜治洪一愣，心想怎么这小子说到我心里去了？但是到底是当市长的，没有喜形于色，而是故意停顿了一会儿，说：“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其实情况他早清楚了。如果没有人来收购，“岳洲稀土”今年就要被PT，明年就要被退市。如果那样，岳洲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不是了。说实话，这几天他正为这个事情焦心呢。
早上到办公室，走廊上碰到郑天泽，郑天泽现在已经从市委政策研究室调到办公室了，虽然岳洲是个县级市，市委和在一个院子里办公，并且郑天泽调到办公室也没有当主任，还继续当副主任，但实际权力大多了，连给大院看门的老头见到他都明显比以往客气，所以，郑天泽现在做得很开心。那天早上杜治洪看到他的时候，郑天泽就是一脸的开心样。见到杜治洪，马上立住脚，等候吩咐。
杜治洪说：“你看，上次我们去深圳的活动还是有成效的吧。”
“是吗？”郑天泽说。郑天泽的这个“吗”的尾音是向上高高翘起来的，仿佛非常兴奋，兴奋得控制不住，非翘不可。
“是的。”杜治洪说。接着，杜治洪就把秦石峰刚才电话的情况说了。郑主任听了自然跟在市长后面喜了半天。
随后，杜治洪让郑天泽打电话跟秦石峰联系，然后郑天泽在第一时间之内把有关的情况及时向他汇报。事实上，有几次郑天泽就是当着杜治洪的面跟秦石峰通电话的，但楞是说市长正在开会，没时间，但是他非常关心您说的那件事，特意关照我给您打电话等等。
秦石峰对自己的建议充满信心，他相信杜治洪对他的建议一定很感兴趣，所以，给杜治洪打过电话之后，再没有追问，而是在等待，等待杜治洪主动给他打电话，他觉得如果市长亲自给他打电话，也能间接体现他的身份。但是，杜治洪并没有给他打电话，秦石峰等到的只是郑天泽的电话。秦石峰有些扫兴，甚至有些纷纷不平，心想，不就一个县级市的狗屁市长嘛，老子见过比你大的官多着呢！所以，他对郑天泽的头两次电话的反应并不积极，打哈哈，没有谈实质问题，无奈郑天泽耐性不错，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于，秦石峰的气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再一想自己的建议并非真正是替杜治洪着想，而是为自己谋划的，所以，也就不再计较杜治洪的架子，把底牌亮给了郑天泽，说他认为最好是聂大跃的岳鹏实业来收购稀土矿，因为岳鹏实业现在正面临转型，打算介入资本市场，对双方都是一个机会，还说聂大跃到底是岳洲人，知根知底，现在外面假大款非常多，弄不好就被别人耍了，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就是要为市长着想等等。
秦石峰这最后一句话当然是站在郑天泽的角度说的。
郑天泽回答：我们市长跟聂大跃本来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干脆我把情况汇报给他，市长自己就会知道怎么办了。
秦石峰说：那最好。
如此，才有了杜治洪给聂大跃的那个电话。这也说明杜治洪办事情有原则性，知道什么电话该自己打，什么电话该有手下的主任打，甚至还有些电话只能由秘书打。可见，杜治洪在省委机关的这些年没有白泡。

应该承认，秦石峰这一次基本达到了目的。自从杜治洪跟聂大跃打电话谈到收购“岳洲稀土”之后，聂大跃的注意力马上就从“二板”移到收购上来，而聂小雨与哥哥聂大跃是保持一致的，既然聂大跃转移过来了，那么聂小雨也就对“二板”冷淡许多。这正是秦石峰所希望的。
其实做生意的人是最忌讳感情用事的，但是这一次在收购“岳洲稀土”的问题上聂大跃不可能一点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因为他的儿子现在就在稀土矿。
聂大跃觉得很奇怪，以前儿子也在稀土矿，自己并没有怎么想，现在儿子还是在稀土矿，为什么天天想呢？而且好像一天到晚想，一天比一天想得厉害。前段时间，聂大跃就这个问题还专门跟魏长青谈过心，魏长青也搞不清楚，回去问万冬梅，万冬梅说：“那当然不一样，以前他想着反正儿子是他的，无所谓，现在他总是担心儿子会跟他有隔阂，所以才特别想。”
魏长青认为万冬梅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万冬梅的话学给聂大跃听。
“不是担心有隔阂，”聂大跃说，“是真的有隔阂了。离婚的时候胡娅沁还要求我经常给儿子打电话，说这样有利于儿子成长，当时我还觉得胡娅沁明事理，但是现在儿子根本就不接我的电话了，这不是隔阂吗？”
魏长青听了觉得问题比较严重，于是就打算帮一下聂大跃。
魏长青是老雁窝本地人，在矿上根基很深，以前他们在矿上的时候，本地人属于“土著”，不如胡娅沁他们那些外来的人吃香，感觉他们就像是殖民地的人，到了第三代，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原因是同化了，并且由于本地人家族大，盘根错节，在某些方面反倒具有某种优势了。比如魏长青，魏长青的一个外甥就恰好在矿上的学校里当老师。魏长青给外甥打电话，问他何胡啸的情况，并嘱咐外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帮着关照一下。
“何胡啸？”外甥说，“没这个人呀。你说的是胡啸吧？”
魏长青心里面咯噔了一下，难道胡娅沁给儿子改姓了？魏长青不敢肯定，于是让外甥认真打听一下，明天把有关情况告诉他。
第二天，外甥主动打来电话，告诉魏长青：是的，胡啸就是以前的何胡啸。并且吞吞吐吐地提醒舅舅：最好少跟胡啸的那个父亲来往。
“为什么？”魏长青问。
外甥吞吞吐吐不愿意说。
“说！”魏长青火了。
外甥怕舅舅，只好说：“听胡啸的班主任说，胡啸的父亲相当不好，在深圳发财了，就不要他们母子了，自己找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而且还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母子。”
“别听他们瞎讲！”魏长青说，“你认识他父亲吗？我就在深圳，跟他是好朋友，天天在一起，难道不比你了解？”
外甥不敢说话了。
这样静了一会儿，魏长青意识到发外甥火没有道理，于是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不管你的事，你记着能关照就关照吧。”
魏长青憋了很长时间，还是把这个情况对聂大跃说了。
那天魏长青和万冬梅竟然发现聂大跃哭了。魏长青和万冬梅一直把魏长青当作大哥和大老板，现在这个大哥和大老板当着他们的面一哭，俩口子马上就被震撼了，当即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帮一下聂大跃。
聂大跃告诉魏长青和万冬梅：我上当了。当初我觉得胡娅沁肯定离不开儿子，才同意儿子给她的。钱是她自己坚决不要的。儿子叫“何胡啸”，就已经是双姓了，干吗还要改呢？
后来聂小雨告诉聂大跃：胡娅沁没有经过你同意就给何胡啸改名字是无效的，可以打官司。聂大跃说算了，我已经问过律师了，如果那样，儿子就要出庭做证，真正受到伤害的是儿子，何必呢？但愿等儿子大了他会明白。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聂大跃却更加想念儿子。这次听说要回去收购“岳洲稀土”，他能不思绪万千吗？
（全文完，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