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A股“铁血法则”：用股民的钱赚股民的钱

2008年06月30日 07:24中国经营报

6月的A股市场跌宕起伏，监管层利好频传，“限制大小非减持”、 “下调印花税”、国务院颁布《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强劲利好相继出台。

然而，面对比现有流通市值多出近2倍大小非解禁压力，A股市场的调整步伐并没有就此终结。6月20日，股指再创新低——2695.63点，重新回到去年3月份时的点位。

这一切仿佛是它的宿命——早在18年前中国股市创立之初便已注定。

原罪——同股不同权

国内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为了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设计者将同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外资股和个人股四种类型。四种股权只能在同一类型投资者间流通，如国有股的最终持有人是国家，只能在国有企业及国资委托管机构间转让，非国有控股法人和普通投资者无权持有。

由于国有股、法人股原始成本极低，且大多数处于控股地位，从而使大股东恶意圈钱成为这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临汾久信投资总经理张红记2000年前后曾在某券商投资部工作。为了说明大股东圈钱的机制，他向记者演示了一个简化的模型:

假设国家要设立发行一家股份上市公司，总股份10000股。按照国内证券市场的惯例，股份制公司在设立发行的时候，并不谈双方出资的问题，而是先分股票。由于有意识形态的制约——国家要占绝对控股地位，这样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分得70%的股权即7000股，社会流通股股东分得30%的股权即3000股。然后这两个股东分别再按所持股份的比例出钱，此时国有股大股东按股票的面值每股1元出资，共投入7000元。但社会流通股股东却要溢价出资，每股7元，共计出资21000元。

因为是股份公司，所以公司各个股东的资产应该合到一起，也就是将社会流通股股东出资的21000元和国有股大股东出资的7000元合并到一起，这样这家上市公司设立后共计拥有10000股总股本，28000元的总资产。由于是股份制公司，各股东在股份公司占有的权益应该按股权比例来确定相应的资产，这时又用股票的比例来明确划分各股东相应的资产:国有股大股东占70%的股份，所以占总资产28000元的70%，计应该是19600元；社会流通股股东，应该占有总资产28000元的30%，共计8400元。

经过上述先分股、再出钱、而后合资、再按股份分钱的IPO操作，国有股大股东轻而易举地将社会流通股股东的12600元，划到自己的名下，完成了两者的资产换位。原来出钱7000元的大股东一下子拥有19600元，而原来出钱21000元的流通股股东却只剩下8400元。

恶果——大股东肆意圈钱

那么，国有企业通过IPO上市后圈来钱后又用来做了什么呢？张红记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证券市场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国有企业“脱困”，既股份公司募集的资金通常用来替原来的国有企业还债或收购原国企下属公司股权，为其母公司的一切非市场行为买单。

他举了一个例子，如2002年沪深两市的亏损冠军SST轻骑(600698.SH)。其总资产不过10个亿，却创下了34亿元的天量巨亏，其中大股东轻骑集团欠款就达28亿元，而这28亿元的大股东欠款却被上市公司轻轻一笔计提勾销了。

令张红记印象深刻的还有华业地产(600240.SH)(原名仕奇实业)。该公司2000年6月上市后，便不遗余力地为大股东仕奇集团输送资金。到2003年年报时，总资产才7.5亿元的仕奇实业，被大股东不合理占用资金达6.67亿元。就在上市公司的“血”几乎榨干前，大股东开始退居二线，将公司国有法人股29%的股权溢价2.7亿元转让给了一家注册资本仅有2800万元的小企业——华业发展。

新的准大股东华业发展前脚收购，后脚就把仕奇实业原本计划投在上市公司纺织业务的2.57亿元，用来收购华业发展持有的汉国华业公司的股权、债权以及华业发展彩虹新都房产。而这两项产权到底值多少呢？以斥资8570万元收购的汉国华业20%股权为例，原本亏损的汉国华业其净资产其实只有2500万元(2002年财报)，华业发展拥有的20%股权价值不过500万元，但到2003年5月份股权转让时，汉国华业的净资产突然由2500万元增加到4419万元，而后又在这4419万元基础上进行评估，评估价值竟高达1.98亿元。

在准大股东华业发展的主持下，按照收购比例，仕奇实业为价值500万元的产权掏了8570万元。彩虹新都房产原本净值5796万元，评估后价值高达1.97亿元。而后打了九折，以1.79亿元出让给了仕奇实业。说是新东家掏出2.7亿元买股权，实质上是上市公司自己掏钱买自己。一进一出间，大股东只要拿出很少一部分钱，最后埋单的全是中小投资者。

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企业一旦成为上市公司，就得到了一种不断向个人股东索取的权利。而个人股东则不断面临配股、发行新股的压力。这个配股价、新股认购价一般是高于每一股的账面净资产、低于股票市场价。于是，个人股东要么听任自己的股份被稀释，要么继续掏钱。

权力寻租

这样一套原本为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是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制度，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为一些其他性质企业所享有。

以2001年5月在上交所上市的用友软件为例，该公司大股东仅出资8400多万元，但凭借其36.68元的“市场化”发行价，以60多倍的市盈率一次融得9.17亿元，70%归其个人——大股东以8400万元的资产折股7500万股，而公众股东9.17亿元只得到了2500万股。

这还不算，用友软件上市当年，大股东又以每10股分红6.0元的高额派息方式，收回9000万元现金，相当于出资额8400万元的107%。这意味着，该公司大股东用一年多的时间便赚回一个新公司。而公众股东在同样分红条件下实际分红仅有2400万元，与其9.17亿元的投资相比，当年的回报率只有1.3%。

经此一役，用友软件创始人王文京以50亿元身家登上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

事实上，用友软件的个人财富神话并非个案。2000年前后，将这场“话剧”演绎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当属招商银行。该公司2002年4月上市时，其总股本为57亿股，其中IPO发行15亿股，流通股股东拿出了109.5亿元的真金白银。到当年年底，招商银行净资产为160.32亿元，平均每股是2.81元。这样一来，流通股股东权益从109.5亿元变成了42.15亿元(2.81元×15亿股)。通过IPO发行，流通股股东的财富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就被转移走了67.35亿元。

最为诡异的是，这样的局面并不存在违法违规，也称不上欺诈和圈套，凭借的是特殊的“非全流通”股权设置制度和发行方式的“福”才“创造”出来的。“拿股民的钱、赚股民的钱”成为这个市场的“铁血法则”。

张红记同时指出，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之所以能够以远远高于成熟市场的价格发行，很大程度上也是仰仗审批制造成的“股票供应短缺”，而监管层始终坚持审批制，实际上是为保证国有企业顺利IPO。

从这个角度讲，审批制实际上造就了国有股大股东出权，社会公众出钱的“权钱合作制公司”现象。国有股东与流通股东出资的不同溢价，实际上是量化了的权力参与分配。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这种原本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审批制，如果再用于为其他所有制企业服务，难免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

破题——股改

正是看到股权分置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发展，管理层终于在2005年下决心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按照“统一组织、分散决策”的工作思路和“试点先行、协调推进、分步解决”的操作步骤，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

困扰市场数载的头号难题———股权分置终于迎来改革破题的一刻。

2005年5月8日，首批试点公司名单出炉。三一重工、金牛能源、清华同方、紫江企业4家上市公司入围首批试点公司。5月9日，4家试点公司停牌，整个市场议论声起。一时间，4家公司及其对价方案成了“靶心”。

围绕着4家试点公司的股改方案，市场上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口水大战。在如何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以获得流通权上，各方利益代表纷纷出场。当年7月，经济学界泰斗级人物吴敬琏公开表示，非流通股股东补偿流通股股东不公平，流通股股东在这场改革中成了强势方。有人甚至抛出“股改万言书”，认为补偿流通股股东的主张，前提就是错误的，损害了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基础，破坏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2005年8月初，一场“国资流失之辩”更是热闹开战，有人甚至精确计算出，由于支付对价，国有资产损失了几千亿元人民币。

然而，历史的车轮终将滚滚向前，2005年9月9日股权分置改革全面铺开，特殊公司相继破题，含B、H股公司、绩差公司纷纷加入股改行列，包括认沽权证、认股权证、现金注资及重组对价等创新对价支付方式不断涌现。股改方案中也触及到公募法人股、内部职工股、法人股缺失、法人股个人化及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截止到2008年6月23日，据天相投资系统统计，沪深两市仅剩下21只个股未完成股改。这21只未股改个股中，除S三九、S佳通外，其余均为ST上市公司。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尽管眼下国内证券市场正受到股改“后遗症”的影响而股指节节下行，但这是制度变革所必须要承受的阵痛。

“当然，在股权分置改革全过程中，管理层也存在对大小非解禁冲击股市的危害认识不足，有操之过急之嫌。‘大非’股东的3年限售期显然过短，眼下这一恶果正逐步显现。未来3年间有高达12万亿元规模的大小非集中转为流通，这是造成A股‘腰折’的根本原因。”该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