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仍然光鲜的中国经济，其实在发生不乐观的变化。将于7月17日公布的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分析印证时机。面对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决策层需要就下半年宏观政策调整尽快达成共识，我们认为，其重点应包括早日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
      西谚说:“人一生有两件事不可避免，一是死亡，一是纳税。”历史经验表明，轻徭薄赋才是治世良策。一个以公众利益为重、愿意藏富于民的**，在满足必要财政开支所需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减免那些偏重的税负。而税负沉重，从来是恶政之源及民怨之因，是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的绊脚石。因此一个与民为善的**，不会排斥持续减税，也必须这样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减免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已是长期政策趋势，目的就是激活经济，让利于民。
      全球对比来看，中国税负偏重。由此我们认同财政部、国税总局等部门，已经或即将进行的税负减免。比如，为促进规模化、产业化农业发展，从7月1日开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项税负减免政策，以及去年全部取消的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都是在**财力可承受的情况下让利于民的善政，对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业发展、提高农村消费具有推动作用。
     再比如，对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兼并、收购等形式进行对外投资，国家在税收政策上一直持积极鼓励态度，中国企业控制外国企业后获得的投资收益，均可以纳入税收抵免范围，这显然有益于企业增强盈利和竞争能力。
      类似税负减免，其实是中国税制改革整体安排的组成部分。即通过一段时间，形成更合理的税收体制，让纳税能力越弱的人负担更少或不担负税，让效率越高的企业担负更低的税，从而实现税收对收入分配和产业发展的正向调节。现在需要把税改时间缩短。
      近10年来，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税收基数迅速加大，现在即使大幅降低税率、减少税种，也不会影响**财政收入的总量增长。何况在过去10年里，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一直是同期GDP增速的2到3倍。今年一季度，尽管有雨雪冰冻灾害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等不利影响，全国税收仍实现了33.8%的同比增长，这对经济持续发展并不是好事。
      与此形成反差的，则是当前在通胀高企和信贷紧缩双重压力下，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放缓，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社会生活与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中央和地方**为此进行的多项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在中国复杂传导机制里必然出现的跑、冒、滴、漏等消极影响下，远低于财政支出预期效果，表明通过较高税收集中后再统筹支出的办法，已日趋低效。
       更直接的办法，就是立即着手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直接让利于公众和企业，降低生活和生产成本压力，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对个人而言，应考虑把个税起征点从目前2000元大幅提高至3000、4000或5000元，以增加纳税人群可支配收入，确保其消费能力有所提高，对冲生活用品涨价。对企业而言，应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并根据行业、地域、规模等情况，实行更大幅度的税负减免，以减轻企业负担，恢复其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这样即使继续货币从紧，也能避免企业因流动资金过紧而出现衰退，且将刺激资金回流实业领域，减少资产价格泡沫。
     因此可能涉及的税率计算、减免范围等具体实施问题，当然复杂而繁琐，牵扯到的中央和地方**利益也关系重大，但这都不应成为立即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的借口。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潜流涌动，决策层需要有大智慧，如果不能在涉及中国繁荣的大问题上尽快达成共识，很容易错失重要的政策调整主动权，并将中国经济拖入更难应付的艰难困局之中。
      税收也可以有减有加。大规模减免偏重税负的同时，许多重要新税种可以酝酿开征。比如物业税、资源税、环境税等，既是中国经济现实所需，也有利于通过税收杠杆更好调节经济和产业结构，还可弥补个人和企业税收减免后财政收入之不足。此外，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仍可提高，通过全面查补税款，也能避免因大规模减税而对**财力的不利影响。
      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首先不应成为发展红利的分享者，而应始终是发展方向的推动者和市场规则的维护者。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可直接延长中国经济的繁荣周期，也会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短命增长。